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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到上海，她在“晨更”落脚
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初识于1933年。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以创办晓庄学校而闻名海内外的陶行知，因为支持进步青年学生，其学校于1930年春被封，身遭通缉。在经历了流亡生活和“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洗礼之后，1932年秋，他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主张，倡导将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以求中华民族的新生。他先在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的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当年冬天，又派晓庄学生徐明清和王洞若在上海北新泾镇陈再村创办了晨更工学团。陶行知放手将晨更交给中共党员徐明清负责，使晨更成为中共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工作据点。
在晨更，十几名成员继承和发扬了陶行知在晓庄倡导的有关做法。他们为学龄儿童办学，为女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夜晚，又分别为上日、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早起有晨会，上午分头工作，下午在菜田里劳动，晚上轮流进行内容丰富的集体学习活动，其中有学习马列理论著作的读书班、时事讨论会、文学讨论会、外语学习班等。他们做饭烧菜轮流值班，吃的是大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家常菜肴。除了一日三餐，没有一分工资，生活相当清苦，但大家情绪十分高昂。江青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并为店员班上课。她教大家唱歌和学习国语注音符号，与田原共同负责主持时事讨论会。她还同吴甫生一起跟随田原学习日文，为此还专门添置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语词典。
江青曾有好几次通过陶行知设在市内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负责人曹建培找陶行知谈事。江青同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非同一般。徐是这个小集体的负责人，浙江临海人，大革命失败后无处容身，慕陶行知开明办学，投考晓庄。1928年她在校先任共青团书记，1930年初继任党支部工作。晓庄被封后，她奉陶行知之命负责晨更，继续坚持地下工作。王洞若是江苏镇江人，在晓庄时受国家主义派思想影响。但学校被封和同学死难擦亮了他的眼睛，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渐转向。他在个人婚姻生活上的苦闷也因个性活跃的江青到来而有所舒解，王洞若实在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异性伙伴。
1933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团。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居住。俞要求重新入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1934年“一.二八”两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中传出话，说敌人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江青便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半年多晨更工学团生活。
第二次来沪身陷困境，陶行知伸出了援手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
但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徐明清多次受到当局查询，无法容身晨更，经陶行知介绍，转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陈企霞等5人。所以，江青此时来沪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又因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江青参加了“教联”。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据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捕。江青被捕后，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江青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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