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陶行知的诗后，江青反目成仇
1936年11月下旬发生了“七君子事件”，陶行知因为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担任救国会领袖，与沈等7人作为“同案犯”被当局通缉，并同被起诉。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时收审。“爱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等同受处罚。”宋等登高一呼，各界纷纷响应，顿时汇成一个爱国入狱运动。在此过程中，上海影剧界中的许多著名导演和演员，如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等均在具状要求入狱者之列，唐纳和江青也在报端公开亮出同一立场，尽管他们此时已经分离，但无论就国家民族的公谊，还是与沈、陶等的私情，他们的声援都不失为一种见义勇为的豪举。
“七七事变”之后，在王洞若的帮助下，江青和徐明清一起经西安前往延安。此后，她便以江青的名字行世。待到陶行知再度与她相见，已是1946年春。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趁国共和谈尚在进行，专程前去重庆医治龋齿病。到重庆后，她曾相约唐纳见面，但唐纳有意回避了。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朴以创办不久的重庆社会大学正副校长名义举行校董和教授联席会议，并宴请两路远方来客。一为刚从狱中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一为刚从延安来渝的邓颖超、滕代远和江青等。江青是日因到医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来专程到重庆管家巷28号陶行知住处相访，并邀请陶行知和王洞若随机同往延安。据此看来，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对他尚无恶感。笔者推测，江青对陶行知反目怀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导火线则是《送给唐纳先生》一诗的入目。
陶行知1946年7月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曾开展过一场颇有声势的悼念活动。汇编其诗作印成《行知诗歌集》，便是其中组成部分。这部诗集于1947年3月问世，流传颇广。江青极有可能是在这本诗集上得知陶氏把自己称为莺莺燕燕的雅喻，怒不可遏。
同时，1946年12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陶行知纪念会，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美国诸著名人士分别讲演逝者一生事迹。讲演之后，由游美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喜爱的四首歌曲。这条消息先后刊载于当年12月30日的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当入江青之目。王莹与陶行知有安徽同乡之谊，却与江青有剧坛争角之仇。1936年夏衍发表《赛金花》剧本后，双方为争演此剧主角，形同水火。按照江青的人生原则，仇人的朋友也是自己的仇人。王莹如此颂陶，足使江青旧恨新仇齐涌心头。陶行知地下有知，恐怕也难以逆料。(摘自《历史谜案揭秘》 杜导正 廖盖隆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