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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定裕与余珍珠
香港科技大学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吴家玮亲手编制的各院系人员表，时间是1991年8月1日，科技大学落成典礼前的两个月。表格里用英文字母N、O、A和H分别代表每个人的状况:洽谈过(Negotiated)，已发出邀请(Offered)，已接受邀请(Accepted)，已到职(Here)。数学系的名录上，第一个便是谢定裕，他的状态，是N，O，A，H。
留一把大胡子的谢定裕是台湾人，研究应用数学，但也热心于民主政治，是70年代海外留学生保卫钓鱼岛运动的主力之一，也是最早访问大陆的留学生。来科大前，他在素有美国最自由的大学之称的布朗大学当教授，1988年秋天，跑到西岸的旧金山开会，遇到了正在那里招募学者的吴家玮和创校副校长钱致榕。
那时候，香港科技大学的招募工作并不顺利。吴家玮和钱致榕把招募学者的学术标准定得非常高。当时在海外华人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学术界有所成就的华人，都被吴家玮和钱致榕找上门过。如果没被找到，那就要反躬自问，在学术上是否有所欠缺。但在这些小有成就的学者中，很多人不愿舍弃在美国的研究和生活条件，很多人对香港的未来缺乏信心，更多人对贸然跑到一所新创立的大学热情欠奉。素以说话不讲情面著称的丘成桐甚至放出风来，“只有在美国混不下去的人才会回香港”。
最早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创校队伍的，是一群50年代从台湾出国留学的学者，谢定裕便是其中之一。“在出国留学上，台湾先于香港一步、大陆两步。同时，因为通常大学生毕业后服过兵役才申请出国留学，在美国读到博士、博士后，留在大学中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也比较多。这些人里，许多人根在大陆，有很强的‘中国心’，一旦有机会，最先跑回大陆的是他们，念念不忘要为中国人做一点事的，也是他们。”在返回大陆时机尚不成熟时，已经确定将于1997年回归祖国的香港，成为一座很好的桥梁。带着要为中国的科技腾飞尽一份力的心情，谢定裕很早就与科大签下聘书，出任数学系主任和代理理学院院长。钱致榕、孔宪铎、张立纲、陈介中，这些在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厥功甚伟的校长和院长们，都来自台湾，在当时香港的报纸上，甚至被称为“台湾帮”。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的余珍珠，属于另外一个群体。生长于香港，自幼受港式教育，余珍珠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知识，只到鸦片战争。1970年到美国留学，在伯克利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才对近现代史有所了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她看斯诺的书，读毛选，学习《人民日报》。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听说中国在联合国需要翻译，就抱着为国家服务的念头，跑到纽约当起了同声传译，从1974年到1979年，一干就是5年，年年向组织打报告，申请回国服务。
“文革”结束，让余珍珠的“左派梦”幻灭。她开始回归学术世界，写论文，评教授，在美国的大学等级塔上一层一层上升。1989年，偶然间被朋友拉去普林斯顿大学听了吴家玮的科大招募演讲，听到吴家玮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自己的创校理想，不仅要创办一所大学，而且要创办一所好的、麻省理工学院式的研究型大学，为国家服务，余珍珠的心动了。“那段时间，身边的朋友，电话突然变得特别勤。说不了两句，话题就转到，怎么样，想不想回去？”
已经忘了是怎样与吴家玮搭上了线，她只记得，两个月内，吴家玮每隔一个晚上，就会给她打一个电话，邀请她回香港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办工作。“那时候招募那么多教授，吴校长这么做的，肯定不止针对我一个人，这种精神和他谈起大学时开放的怀抱，的确让我非常感动。”
虽然感动，但余珍珠并没有马上回香港。先生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抛舍不下年纪尚小的孩子。1994年，她在美国的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生活很舒服，有大房子、花园、草坪，但却突然惊觉，长远看，将只是重复自己——该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个改变的时候了。
1995年，余珍珠请了一年学术假，到香港科技大学，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当教授。假满后，又续了一年。到了第三年，索性从美国的学校辞职。
“很愚蠢。”她自嘲地笑言，“在很多人看来，从一个美国还算不错的大学跑到一个无名的香港大学。好在薪水不错，还可以跟家人、朋友交代。”
在香港科技大学招兵买马阶段，由于香港的大学教职人员收入与公务员挂钩，各院系中同一级别的学者工资相同，对于在美国就业市场冷清、薪水普遍偏低的人文学者来说，相当有吸引力。此外，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退休年龄为65岁，而在新加坡，退休年龄为55岁，港大和中文大学，也是60岁退休。一些年龄较大的人文学者因之跳槽到了科大，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锦章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看似与科技不相关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却是科大初创期间最先实现兵强马壮的一个学术分支。
不过，余珍珠表示，薪水绝不是让她回港的最重要原因。“如果香港不回归，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选择来到香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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