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晨报》报道,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日前在重庆举行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会,指出“70%的贿赂案件是由受贿官员的家眷甚至情妇收受”、“对官员监督有五个‘太’”等问题,发人深省。
所谓“五个‘太’”,就是“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太远”,一般人理解为“山高皇帝远”,下级与上级,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监督力度也就会随着这时空距离的拉长而逐渐衰减,这大概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问题。“太软”就是力度不够,平级之间由于不具有威慑力,因而很难达到效果。“太难”,实际上来自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时间太短”是因为组织监督都有一定的期限,而腐败现象的产生是一种长期效应。“为时太晚”,则是指如果官员到纪委那里,一般已经是大错铸成,只剩惩罚,无法挽救了。
至于七成贿赂由腐败官员的家眷甚至情妇收受,则是一种必然使用的策略。对于受贿者,人前要保持两袖清风,人后也不能为所欲为,那么最心腹的人儿就该派上用场了。对于行贿者来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办公室算“外部”,“内部”就是家甚至二奶家。不论受贿者还是行贿者,都需要这些家眷或情妇。
这些问题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反腐倡廉是一件多么艰苦和长期的任务,也要求我们的反腐机构拿出更高明的智慧来,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而更富有斗争艺术的较量。
古今中外都有腐败现象,借鉴古代的、外国的反腐败经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刘锡荣在重庆的报告会上也提到了“纪检工作还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并举了新加坡作为例子。在中国古代经验方面,则举了巡抚制度的例子,并将此与“十六大”后中央启动的巡视组工作进行了类比。
依笔者看来,在反腐败工作中,的确是应该“土经验”、“洋经验”兼收并蓄。而目前在一些人心目中,对“洋经验”更看重一些,对“土经验”则有些忽视。
其实,中国的反腐败事业,本身就是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般都已公认,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套路。那么,反腐败也同样是“前无古人”,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现成的套路供你照搬照抄。有些人总是天真地以为,外国有现成套路可以使用,那实在是书生之见。且不说人种、体质、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文化差异,仅仅说历史这一条,就注定“洋套路”是不大可能完全在中国有效的。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着极其复杂的、极富特殊性的民风民情,反腐败斗争不可能脱离开这些民风民情而取得胜利。在这方面,就不能不考虑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各个朝代,特别是那些国泰民安的治世,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之类的,那时候是怎么反腐败的,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另外,像媒体舆论监督、群众举报等反腐措施,也并非是西方所独有。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当代都不乏例证。但是,时代不同,手段现代化了,中国的反腐败也要多运用现代化手段。“媒介即信息,而且是最重要的信息。”(麦克卢汉语)比如,如前所述的“太远”、“太难”之类的问题,就已经通过网络、电话等现代化手段得到了较之于一百年前好得多的缓解,并且必将在未来,由于媒介的更高效、更透明,从而使这些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以融合的需要面对现代化,土洋并重,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进行有机的“化合反应”,形成“杂交优势”,而不是简单的、表面化的“混合搅拌”,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也要讲究这样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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