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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是这样炼成的
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从来就无法把握自己的政治脉搏，中英两国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角力，确定了香港在1997年之后的前途命运。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理念写入《基本法》，香港终于迎来一个港人自己当家的时代
1979年3月24日，香港第25任总督麦理浩取道广东前往北京。这是历史上港督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关于此访的目的，坊间一时传言四起。
访问结束，麦理浩回到香港，只向公众转达了邓小平至关重要的一句话：“请香港投资者放心。”而关于与邓小平会见的具体情况和细节，麦理浩三缄其口。
日后，人们才慢慢知道，英国政府意欲借麦理浩访华之机，试探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而邓小平在会见麦理浩时，则主动提起中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主权问题上的立场。这场会面点燃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火花，一场堪称世纪谈判的政治角力就此拉开帷幕。
“一国两制”锁定香港前途
在访问北京之前，麦理浩已从香港立法局、行政局议员那里感受到了讨论香港前途问题的压力。毕竟，九七的到来意味着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租约将到期。届时，600万香港人该如何自处？资本家的产业还算不算合法私有？老百姓买房子的按揭贷款在1997年以后如何支付？银行如何保证对客户的金融承诺在1997年以后依然有效？
从1976开始，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就开始讨论九七问题，并多次向港督提请关注。
到了1978年，英国政府也开始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麦理浩访华前，英国人想出了一条妙计：让麦理浩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用这个“技术问题”去试探中方的态度。
在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寒暄过后，还没等麦理浩出言试探，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表明立场：“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到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间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这是邓小平首次向英方提出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
1982年9月下旬，带着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战胜阿根廷的余威，撒切尔夫人到访北京。在她访华之前，英方就抛出“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主张。不过，撒切尔夫人明白，上个世纪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并不足以保证英国继续持有香港哪怕部分地区的主权。她的策略是先和中国讨论1997年以后英国管理香港的权力。也就是说，只有中方同意将治权交给英方之后，英方才考虑就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然而，邓小平首先表明，主权问题没什么可讨论的，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此外，保持香港的繁荣，中国希望得到英国的合作，“但并不是说，香港必须在英国管辖之下才能继续保持繁荣。”
双方话不投机，最后只是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会谈结束后，一脸落寞的“铁娘子”走下人民大会堂门口的台阶，恍惚中高跟鞋与台阶相绊，整个人摔倒在石阶之下。这著名的一跤，让许多敏感的人联想到了当时香港莫测的前途和中英谈判的磕磕绊绊。
《中英联合声明》确定政治基调
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写密函给中国总理，暗示如中英政府能够探讨出一个办法，在1997年以后能保持香港原有制度、繁荣安定及自由，她会向英国国会提议将香港全部的主权归还中国。6月，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在英国大选胜出，中国开始同意在谈判议程中先行讨论在1997年后如何能维持香港繁荣安定的问题。
第一回合的正式会谈于1983年7月12日开始。英方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成为谈判的最大障碍。四轮谈判过后，中英之间的磋商完全陷入僵局。
前四轮谈判的阴霾，让香港的前景显得更加灰暗，人心的焦躁引发了经济的动荡。1983年9月24日，外汇市场出现狂抛港币、挤兑美元的狂潮。香港市民纷纷涌到超级市场抢购货物，将大米、粮油食品、甚至厕纸抢购一空。全城恐慌使香港的金融体系面临崩溃。
过渡时期香港的利益，无疑是要建立在中英合作的基础之上。直到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华就主权问题做出让步，中英之间的僵局才豁然开朗。杰弗里·豪访问北京后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1997年后英国不再拥有香港的主权和治权。1984年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草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至此，中英双方一共进行了22轮谈判。
《中英联合声明》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国将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施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及民主制度维持50年不变。
关于中国对香港驻军的问题，让本就跌宕起伏的中英谈判更具戏剧性。1984年5月，香港诸多媒体转述报道“中方两位官员在人大会议期间表示‘九七后中国军队不驻香港’”。5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之前，突然向准备离去的记者招手高声说：“你们香港记者留下来，我要讲几句话！”当时，邓小平满脸怒容，让在场所有人面面相觑。
“我要辟个谣。”邓小平大声说。随后他指出，先前两位官员是“胡说八道”，“你们回去登一个消息，没有那么回事。香港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
《基本法》铺设香港政治架构
如果说中英谈判只是两国政府之间的角力，那么，《基本法》的起草，就是一个港人直接参与的过程。
而关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包括代表性、名额和人选，当中也费了一番周折。1985年6月，起草委员会名单正式出炉，59名委员会中，有23名香港委员。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公开提到对基本法起草的几个意见：基本法“宜粗不细，要原则一点”；不赞成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宜全盘西化；普选之事，主张采取逐步过渡和渐近方式；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的具体事务，但如果香港出现破坏力量，中央应该有所干预。
上述几方面内容，在后来确定的《基本法》中都有体现。花了整整五年时间，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架构的《基本法》正式颁布，正式将“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理念落实到法律当中。
政改方案冲击香港社会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一场政治风波后，中英关系几近破裂，香港人心浮动，出现移民潮和转移资金的趋向。
1992年7月，末代港督履新香港。被香港市民称为“肥彭”的彭定康，几乎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政府以及香港议员关系紧张。10月，彭定康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政改方案，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除了要“两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议席，还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变相地使这九个议席成为直选议席)，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但中国政府随即提出强烈反对，指出政改方案未曾咨询中方意见，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同时表示将在香港回归后取消有关方案。
尽管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成功地在1994年6月30日获立法局通过，并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中落实。
围绕香港政改问题，中英两国进行了十几轮谈判，均无果而终。于此，中国政府明确表明放弃“直通车”，不让在1995年当选的立法局议员过渡到特区立法会。
而彭定康自宣布政改方案以后，任内再没有被邀请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怡和洋行的老板说起彭定康的卤莽，将他在香港的表现形容为“一头狂牛冲入缸瓦铺”。
为了保证1997年回归后政权稳定，中方决定另起炉灶。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而一年后，香港布政司向港英政府各部门发函，责令香港政府的公务员不得与该委员会有任何接触。
不过，在1995年以后，随着九七回归的临近，中英两国关系开始出现回暖迹象。迁往多伦多、东南亚等地的香港人也陆续出现回潮。90年代起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验证了当年邓小平的预言：“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
而这一切，为香港的顺利回归，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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