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港督卫奕信：香港将会继续成功前行
当许多人对香港的前途感到怀疑的时候，卫奕信一直怀有信心
上世纪60年代的北京，当时只有20多岁的卫奕信很酷，经常开着一辆红色敞篷跑车去上班。当时，他在英国驻北京代表处工作。
人们都知道，卫奕信曾在1987年到1992年担任香港总督。但事实上，他对香港问题的介入远远不止这些。
卫奕信说，在60年代，虽然英国在北京的代办处规模很小，但他们还是想办法提出香港问题。不过，因为缺乏高级别的联系渠道，同时也因为时间不很紧迫，香港问题当时没有提上中英议事日程。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拉开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当时，随行访华的卫奕信是港督政治顾问。
中国新闻周刊：在正式访问北京之前，麦理浩和你曾在香港与廖承志有次秘密会见，是吗？
卫奕信：会见的方式确实是有点特别。廖承志当时负责港澳办，但港澳办还不是一个对外公开的政府部门。当时，廖承志来香港看病，既然我们需要和北京的高级官员建立联系，麦理浩就让我邀请廖承志到港督府来喝茶，廖说“谢谢”，但表示不方便到港府来——这完全可以理解。麦理浩非常有想象力，不死板，他提出去拜访廖。与其说我们进行秘密会面，不如说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拜访。当时，我们用的是一辆普通的车，没用挂有英国国旗和王冠标志的总督专车。
那次见面，只是和北京建立了联系，不是什么严肃的谈判。我认为，廖承志极其不寻常，对香港的见解非常丰富。我个人相信，在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一国两制”方案背后，可能其中很多想法是来自廖承志，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我的个人看法。
中国新闻周刊：在会见邓小平时，他是不是说不会再向英国续租新界的土地？
卫奕信：邓小平当时还没有非常具体地说明香港1997年要发生什么。但他说，香港将还是个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个自由港，希望香港市民放心。关于新界的土地租约，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但很明显没有让中国领导人满意。
中国新闻周刊：1984年，你作为中英联合声明工作小组组长前往北京起草联合声明，你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卫奕信：对于英方而言，就是要写下尽可能多的细节，写下我们认为保证香港在1997年之后能成功的重要制度。而对于中方，我不知道他们的主要困难在什么地方。我想，他们可能得到指示，希望联合声明越短越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联合声明出来之后，香港人感到很吃惊，为什么？
卫奕信：起草联合声明是不公开的，香港知道整个方案的人非常少，只有一些高级官员才知道。所以最终公开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每个人都非常惊讶于有这么多的细节，涉及生活、社区、治理等方方面面。
联合声明是个史无前例的、复杂的外交协议，提前13年为一个地区安排了这么多细节，我没有听说有哪个政权这么做过。因此，人们担忧将要发生的事情，包括中国政府会不会遵守协议。那时，中国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久，有些人不相信中国政府。不过我有信心，我每天都对别人说：我不能给你担保，我没有这个权力，但我相信中国政府会履行他们的承诺，我相信香港会获得成功。
我之所以相信中国政府，因为他们在谈判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其实，他们不一定非要这么做，他们不一定要同意所有的细节，但他们以自己的名声来保证，我相信他们会执行。在我记忆中，中国政府高度遵守国际协定，他们比很多很多国家做得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未来香港将会面临什么挑战？
卫奕信：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都会面临一些挑战。政治方面，要找到一种让香港民众满意的治理制度，在普选的问题上，有人想快，有人想慢，因此需要找到一种中庸之道。香港政府始终需要和民众开展更多的互动和咨询。
我认为，在这10年里，香港越来越政治化了。我在香港做学生的时候，从政是多数人最后的选择。很多人从中国大陆来，他们一点都不想与政治沾边。那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年轻一代开始成长，他们逐渐想参与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英国政府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里，为什么没有搞普选，而等到要离开香港了，才推动普选？
卫奕信：香港没有普选的压力，因为大多数香港人想远离政治，只想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不想牵涉到政治中去。只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香港政府开始有所反应，开始推动市政局、区议会等的选举。这是一个渐进的步骤，我不认为加速普选是因为人们担心1997年之后的事情。普选不是一直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才推动。
中国新闻周刊：几天前，撒切尔夫人说，她对失去香港感到遗憾，你怎么看？
卫奕信：我能够理解，她对一段历史的结束感到遗憾，那是一种怀旧之情，那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英国在香港的治理做得很好，但历史在前进，时间在继续，重要的是，香港应该继续成功前行，香港人不用担心而离开香港，他们能在香港获得成功，他们的孩子也会获得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