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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香港特区第三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宣誓就职。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他接受杨澜专访——
谈回归 回到大家庭有点紧张
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曾荫权接受了《杨澜访谈录》节目的专访。
宣誓的时候很激动
杨澜(以下简称杨)：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1997年的7月1日，还记得那一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以下简称曾)：那天是非常忙的，又下雨，天气不太好。心情是比较紧张一点。香港离开母体已经一百多年了，在复返大家庭的时候，紧张一点应该是正常的。
杨：宣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曾：很激动，这是盼望很多年的，准备工作做了很多。有点兴奋，有些紧张，但是蛮好的。
杨：那天你去教堂了吗？
曾：我每天都去。
杨：那天也会特别有祷告吧。
曾：当然心里有啊，最重要的是香港要顺利过渡，香港人要增强信心，将来要继续努力。
红色是战斗的颜色
曾荫权最醒目的形象标志无疑是他的领结：在任何公开场合亮相，他总是戴着蝴蝶形的领结。按他的说法，这是因为系领结速度快、效率高，而且不会使自己显得太矮。他对领结的偏爱使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曾荫权极具个性色彩，是一种开明的表现。
杨：1998年在金融风暴中，要击退国际炒家的时候，你有没有选一个幸运的颜色？
曾：战斗的颜色。
杨：什么颜色？
曾：红色。
谈危机 压力大到几度落泪
在香港回归一年之后，曾荫权迎来他政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1997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元，恒生指数一年中狂跌一万点。1998年8月，“金融大鳄”再次发动大规模抛售港元行动，香港的经济和当时执掌特区财政大权的曾荫权的仕途都陷入危机。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历届政府恪守的“金科玉律”。索罗斯由此认定，香港政府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并宣称：“港府必败”。
最后关头，作为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入市不久，学者、商界纷纷指责特区政府破了先例，曾荫权更是众矢之的。在与金融大鳄较量且输赢未卜的那些天，曾荫权几度失眠、几度落泪。
香港的基础不能输在我手中
杨：这十年以来，你遇到了很多挑战，当然最大的挑战就是1998年的金融风暴。当时那几天，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慨？
曾：很痛苦。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是不是当时的市场已经被破坏了，这是最重要的。我感觉是的，可能不能做生意了，香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我不清楚，可能是很惨的。
杨：你说过当时决定要动用储备资金，入市干预的时候，是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方面是存在金融风险，另一个方面，这对于你过去一直相信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政策，是一种叛逆吗？
曾：当时我感觉这是惟一的方法。
杨：当时的压力大到会让你落泪吗？
曾：当然有几天，当时我认为香港努力的基础在我的手中输了怎么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始工作，这个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好会影响“一国两制”，影响外国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还有中央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从经济的原因，从政府的角度，不允许我们的金融制度垮台，所以一定要面对事实，要用不寻常的办法来做。
弱的是索罗斯，不是我们
杨：1999年，我采访过乔治·索罗斯。他当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是一只狼，他会把羊群里比较弱的羊吃掉，这样羊群可以更好地发展。
曾：我不知道谁是羊，可能他是羊，弱的是他，不是我们。他讲得轻松，但是影响的是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受苦的不少。这不是游戏，是关系整个亚洲民生的问题。
经过两个星期的较量，国际炒家撤离香港市场，香港经济转危为安。在这场金融大战中，曾荫权一战成名，将香港经济带出谷底。是他强硬果断又善于应变、内敛低调又敢于承担的行事风格，成就了这桩得民心之举。
谈童年 放弃学业挣钱养家
曾荫权祖籍山东济宁，后来祖辈从山东迁至广东南海，祖父一代又定居香港。1944年，曾荫权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警察家庭，兄妹6人，家境贫寒。
爸爸不允许我中途放弃
曾：我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我父亲是警察，我住的地方是宿舍，每一家都是警察，警察的小孩子就是每天挨打的。警察一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也习惯了(打孩子)，(觉得这是)父母有责任应该做的事情。
杨：因为你是长子，所以挨打的机会比较多对不对？
曾：他告诉我一点重要的建议：做一份工作，一定要做得好，做得满意，做到最后，不能中途放弃，中途放弃是我爸爸不允许的。这对我的影响很深，我现在做事的习惯是这样。
妈妈早逝，我要尽到当哥哥的责任
1964年，20岁的曾荫权考取香港大学建筑系。就在此时母亲积劳成疾，年仅51岁就病逝了。看着年幼的弟妹，曾荫权决定放弃学业，帮助父亲挣钱养家。
曾：我妈妈是很聪明的，忘我地照顾我，所以理解我的心理。但是她很早去世，这个对我影响不小。我在这个家是老大，弟弟妹妹希望上大学，我要尽到做哥哥的责任。
杨：所以那时候你决定作出自我牺牲，明明考取了大学，但是没有去。
曾：那时自己成绩不是太好。
杨：但毕竟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曾：当时老二也一样出来工作。我爸爸六个孩子，老大、老二没有机会上大学，但老三上了大学，现在做得不错。
谈家庭 好想早一天抱孙子
曾荫权的第一份工作是药品推销员。两年的推销员经历，使他逐渐培养起“低调忍耐、外柔内刚”的个性。在这段被自己感慨为“汗水流过多少遍，冷眼遇过千百回”的日子里，有一个身影始终陪伴在曾荫权左右，她就是日后成为曾荫权夫人的鲍笑薇。鲍笑薇出身于澳门历史悠久的“元记饼家”，两人是远房亲戚，青梅竹马。
妻子是我成功的动力
杨：在你作为财政司长，连续六年向立法会提交预算时，你的妻子都会穿上跟那个封面的颜色相配的衣服，这是她表示支持的一种方式吗？
曾：对，她对我支持，每一分钟、每一件事都给我最大的支持。我坐到现在的位置，她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我派传单她跟我一起去。我在车上大选喊口号，她也跟着我鼓励我。我成功的最大部分是她不是我。
杨：每次遇到大事，你都会买一对表，这次竞选成功买什么样的表？
曾：一个牌子，我从来只买一个牌子的表，买了这个保值。
博客记录香港人的可靠
杨：你还开了自己的博客，哪一篇博客点击率最高啊？
曾：有几份做得不错，准备把博客内容做一本小说。
杨：已经可以出书了？
曾：我在准备，希望下个月可以做出来，对我的整个过程是很值得回忆的，表明了香港人的聪明，香港人的可靠，特别是老百姓的可靠。
杨：你可以给我举一个例子，在博客里边写的文章。
曾：比方说有一个基层的家庭，两个小孩。我问那个小的，你有没有去过海洋公园、迪斯尼公园？他说没有。我说我请你去好不好？他想了一会说，不好。
杨：为什么？
曾：他讲：“要爸爸带我去。”我心里感觉的是他很信任他的爸爸。我最后送了几张票给他的父母。希望他们也去。这是我在博客写的，很感动的事情。
杨：这是不是让你想到自己的童年，因为你的家庭也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曾：是。我们当时六个孩子，有别人给我东西吃，我拒绝不吃，我妈妈感觉骄傲。
杨：那个时候你多大？
曾：两岁半。
杨：那时候已经知道拒绝别人给你吃的东西。
曾：不应该吃的，不应该接受的就不接受。
采访中，每当谈起家人，曾荫权的言语神情都会变得分外亲切。闲谈中，已经63岁的曾荫权说，好想早一天抱孙子，但又不好对年轻人太过催促了。
谈仕途 角色转换不容易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在香港政坛平步青云。1995年，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1997年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以归属的骄傲，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种种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回归后曾对过渡有担心
曾：有一段时期，特别是1996年、1997年，很多人讲了，曾荫权一定不能过渡。
杨：为什么呢？
曾：他们讲这个人特别英国化。还有语言，公务员讲英文，思维是外国人的思维。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转变还是有担心的。这个事我们当时要理解的。
杨：担心什么呢？
曾：担心有改变。以前没有宪法，现在有宪法；以前是英国人在统治，现在香港人在做香港的事。领导是新的，做不做得好，特别是外国人对这个事情很多疑问。1995年，《财富》讲的是香港已死了。我目前还没有忘记，外国人对我们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曾在情人节当天派送花
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思维，凭借硬朗果断而又务实应变的执政风格，成为香港政坛“常青树”。2007年3月，曾荫权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
杨：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当中也是藏龙卧虎。论个人形象、政治技巧、媒体关系，最初你并不是突出的一个，但最终你登上了香港公务员的顶峰，你认为这个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曾：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在美国纽约有个63岁的老人家，他说要走路去几千里外的迈阿密，最后他到达了目的地。当有人问为什么能做到时，他讲，我一天只关注走一步，走一步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走完一步，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了。我对于我自己做的，几十年的工作，感觉是一样的。
杨：从公务员、财长、政务司长、到特首，这个中间仍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作为一个特首，你必须对香港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划和眼光。你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人变成一个发布命令的人，这当中对于你个人来说，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曾：这个变化发生不容易，对我讲是困难的。我一直是四十年的公务员的身份，就是对事情比较客观严肃，还有是用理性的方法，从来不允许感情走进自己的决定。但是做特首的要求是不同的，特别是基层的老百姓跟你说话，(虽然有些事)听起来不太合理，但是对他们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选举的过程，我做了很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派我的政纲传单，跑进人群，跑上楼，每家拜访，听听他对我政纲的意见，还有在情人节当天我派送花。还有是最后我到巴士上面，用扩音机同香港市民讲话，讲了两次。
谈十年 了解我们是中国人
杨：回顾这十年，你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曾：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香港人了解我们是中国人。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有信心，很清楚地记住前途是什么。因为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方面一定可以做很多，为国家实现现代化。
杨：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曾：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埋怨，讲了很多苦，但是他们会继续地做下去。我对香港人有信任感，我感到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这几十年有这个一贯的信心跟着我，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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