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类新农村建设
2006年初，国家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字方针定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2006年5月至6月，叶敬忠带领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在分别位于中国东部、西部、南部、北部的四个省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农村调查。
他们调查统计发现，在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方面这一点上，46.8%的农民认为是生产发展，34.3%的农民认为是生活宽裕，4.7%的村民认为是乡风文明，8%的村民认为是管理民主，仅有6.5%的农民认为是村容整洁。
事实上，从2006年至今，各地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盖房、修路，有些地区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但“绝大多数村庄的新农村建设处于筹备和搁置状态，缺少实际的举措”。
2006年农业部颁发的《农业部关于实施“九大行动”意见》中，将新农村示范行动列为主要任务的第一条。但是，这种示范行动在实际操作中，却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相违——缺乏普及意义。
以试点村为例，调研组发现，一个县试图将扶贫村列为试点村，结果，项目报到省里，硬是通不过。
原来很多试点村主要选择经济条件好、有优秀的领导班子和扎实的群众基础、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村落。其中，某县的试点村选择的是移民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移民村本来就要投入资金建设房屋，“移民有上级拨款，一并解决了”。这些试点村的财政拨款有的甚至达到500万元之巨。结果，移民村、文明村、旅游村、生态村便成了这一轮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
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官员举了一个例子：川西一个村庄改造，政府要求每家花四五万元修一栋房子，房子建好了，又要求别墅化——修车库。不过，他们发现最终猪圈、厕所都没有修。
“用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方法来建设试点村，对这些试点村而言，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更重要的是很容易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农村社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取得的经验无法推广。”叶敬忠说。
叶敬忠在甘肃调研发现，很多家庭80%以上收入用于教育，“即使政府出资达到70%、农民出资30%，也建不成新农村”。
一位国家级贫困县的干部向调查组介绍，如果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工作，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新农村建设，如果把新农村当成一个目标，他们离这个目标太远了。显然，对于全国超过6000亿元负债的基层财政来说，新农村建设的蓝图异常遥远。
体制不顺影响农民收益
2004年，“三农”问题研究专家贺雪峰在一篇《当前农村政策调整过猛》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事实证明，此后3年间，尤其新农村建设铺开之后，受到此前的农业政策调整的影响越来越大。
最近，“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在淮北、甘肃考察期间发现，在西部地区，乡镇一级已经开始无法运转，在新农村建设中，这一级政府无法起到主导作用。而农村中，青壮年男性大量流出，留下老人、妇女、儿童。
调研组在甘肃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大多表示“知道一点”、“听说过”，甚至有高达20.8%的农民根本没听说过新农村建设。
根据调研，虽然有近47%的村民关注的是生产发展，但是，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贺雪峰认为，现在农业的产值越来越低。这已经不同于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时，当时农民的劳动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
尽管如此，66.5%的村民认为，缺少资金投入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困难，其次是缺少技术、灌溉水利等农田基础设施差、劳动力不足、销售困难。对此，中央政府也果断地逐年加大支持“三农”的支出——2003年为2144亿元；2004年为2626亿元；2005年为2975亿元；2006年为3397亿元；2007年为3917亿。
但是，这样一条递增的曲线中，农民最终获益甚少。他们面对的是强势的政府部门。有学者形容这是“财政支农两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
叶敬忠领导的调研组发现，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由于条块分割。扶贫系统有扶贫的安排，水利系统有水利的安排，“中间没有太多的监督，没有过程的管理”。
“现在的农业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开始、结果，对实施过程监控很少，很难知道实施中是冲突还是合作。”叶敬忠说，“这不像国际上一些农村发展项目，有一个专门机构在监督、规划、实施。”
即便如此，要让9亿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按照目前的行政体制，这种支农资金又不得不按照这种固有的渠道投放。
这种路径依赖，正如中国农业大学五位教授给中央领导的信件中所言，导致很多地方尚未建立新农村建设的专项资金，计划中的建设资金受到条块分割的限制，加之地方政府统筹条块资金的能力有限，影响了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需要组织
叶敬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调研中他从没有这么悲观、又从没有这么欣慰过。“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村民对中央的政策充满信心。”
调研数据显示，三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5年内可以完成，半数的农民认为10年内可以完成，八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可以在20年以内完成，很少一部分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需要20-50年，甚至50年以上。
这种对新农村完成时间的乐观预期甚至让叶敬忠都有几分惊讶。他们的调研组发现，绝大多数农民理解的新农村都是以建房子为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新农村基本都是一排排整齐的新房，地方组织各村干部到试点村去参观考察回来讲述的也是新房，甚至各地政府开展的建房、修路、改善村容村貌，更加固了农民认为新农村就是要建新房子的认识。
“预期新农村建设完成的时间越短，这种潜在的失望就越大。”叶敬忠忧虑地说道。2006年11月初，叶敬忠和中国农业大学其他四位教授联名向中央呈送了调研报告。10天后，这份报告就得到中央高层的批示。
面对组织化程度薄弱的中国农民，这些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吁的学者，更多地希望这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能够有一种组织化渠道以供意见表达。
“政策制定的时候，必须要让农民组织化，通过行业协会等参与进来，不光从经济上，还要从政治上参与决策、影响决策。”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07年6月24日，在茅于轼给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这位78岁的老人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改善基层政府的服务水平。“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般要十年甚至更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