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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索赔令人酸楚
2006年年初，32名外地农民工来到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个黑砖窑打工。这家砖窑是由该村村支书王东记的儿子王兵兵开设的，衡庭汉是该砖窑的承包人。衡庭汉及其同伙先后从西安、郑州等地拐骗、胁迫32名农民工充当砖窑“奴工”。这些人年龄从14岁至58岁不等，分别来自全国12个省份，其中7人属智障残疾人。来自甘肃的农民工刘宝因智力残疾、干活较慢，被看守以铁锹击中头部致死。2007年5月底，山西洪洞警方捣毁了这一黑砖窑，成功解救出31名“奴工”。随后，7名获救“奴工”自行逃散，剩余24人也很快被遣散。
本月4日，山西黑砖窑案在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31名被解救的农民工中只有申海军和张银雷(由其父代理)出庭，公诉机关未能联系到其余29人。
在法庭上张银雷的父亲和申海军分别向被告方索赔46万多元和1.7万余元。
20多名被解救的窑工离开饱受折磨的砖窑。
6月16日，在山西永济劳动局，16岁的朱广辉被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人员送到别的砖窑。
5月28日，山西洪洞县公安局成功解救31名黑砖窑工人。
缺乏依据的“天价索赔”
“我不想笑，而且我也笑不出来，那时我只感觉到心里酸酸的。”一位旁听了7月4日庭审的律师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来自诚敏律师事务所，这间律师事务所与举行黑砖窑案庭审的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只隔一条马路。他当天以一名普通市民的身份旁听了庭审的全过程。
“太紧张了，(举证)完全没有条理，证据也比较乱。”这位律师认为，张银雷的父亲索赔46万元的成功几率很小。
首先，张银雷的父亲只拿出了几千元的医疗费和药费单据，与46万元的总赔偿金额相差过于悬殊；相差的部分理论上应为张银雷未来治疗、身体恢复所需要的相关医疗支出，但张父未能就此作出具体说明；还有，张父只是笼统地提出46万元的总赔偿金额中包含精神补偿部分，具体比例是多少也没有说清楚。
这位律师说，老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提供的单据不足以支持他的诉求，这样的赔偿请求很难被法院接受。退一步讲，老人可以将其他未提交单据的部分都作为精神赔偿来申请，但这样做也不大可能成功。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精神赔偿缺乏统一的赔付标准，而且完全采纳被害人诉求的案例非常少。
“法律不外乎人情，但法律首先要讲求证据。”这位律师说。
在提交证物环节，张父的举动引来了旁听席上一阵笑声。他将一大堆儿子正在服用的药品作为证物提交给了法庭，而事实上他只需要提供医院方面出具的治疗费和药费清单即可。
但更多人笑不出来，当天到庭的另一名被害人申海军的代理律师刘建庄就是其中之一。他同情张父的遭遇，也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
“从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正处于一种相当焦虑的状态当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他的儿子正在接受治疗，而在此之前他和他的儿子显然也没有充分考虑过索赔的问题。所以才会出现法庭上尴尬的一幕。可以说，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他们都没有做好打这场官司的准备。”刘律师说。
一位老人，从河南老家赶了几百里路过来就是为了参加庭审。他没读过什么书，也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的想法非常朴素——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到应得的利益。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相信，如果将心掏出来就能弥补孩子所受的凌辱，他肯定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目前律师仍在为张银雷的案子努力着，相信事件也会有一个足以宽慰被害人的结果。但是，很多人都会记住原告席上的那张脸——因焦虑和愤怒而扭曲着，看了让人想哭。
其他的29个人在哪里
“其他的29个人在哪里？”这不仅是一家媒体、一个读者的问题。只有两名被害人出庭的场面让很多人始料不及。
“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人现在在哪儿，在公诉机关补充提交的证据中我们几名律师都看到了一份名单，但上面很多人都联系不上。”刘建庄律师说。
5月底在洪洞警方捣毁黑砖窑之后，包括张银雷、申海军在内的31名被害人被成功解救。但随后很快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失去了音讯，另外的29名被害人都没有在第一次开庭前提出诉讼的请求。
据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了开庭的消息，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赶来，另一些人则到现在还不知道包工头已经被抓了，有的打手也落网了。这些人大都生活在交通和通讯不够发达的偏远地区，信息来源极度滞后。还有一部分人的状况更让人担心，他们不在家，家里人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样的情况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又外出打工了，另一个是再度被拐卖，再度成为另一个黑砖窑或是黑煤窑中的“现代包身工”。对于那些智力上有残疾的被害人来说，他们面临的可能正是后面一种危险。
因为缺席庭审，29名被害人可能失去他们应得的补偿，这是让此案代理律师焦虑的另一个原因。
“如果联系不到他们就无法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不起诉，就可能失去索赔的机会。”刘律师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先做好最坏的打算。
很多人在努力寻找其他被害人，刘律师说，这些被害人还有机会，只要在追溯期期满前提出诉讼，他们仍有机会获得民事赔偿。现在，更多人正在加入帮助黑砖窑事件被害人的队伍，仅山西一省就有超过700名律师愿意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我们的焦虑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找他们，这关系到律师的良知和司法的尊严。”
1.7万元焦虑的引子
申海军只在临汾待了一天，庭审结束后他便匆匆赶回了河南灵宝老家。几经辗转，记者终于联系上了他。
电话的另一端，申海军的声音很低沉。显然他还没有从黑砖窑给他带来的伤害中走出来。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他知道一定要尽快讨到医药费，这是眼下最沉重的包袱。
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申海军提交证据的环节进行得还算顺利，各项单据、凭证已呈交法庭。与张银雷的父亲提出天价索赔不同，申海军只是要求被告先支付他前期看病所花费的1.7万余元。
“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不成啊，家里条件又不好，先拿到这些钱再说吧。”申海军说。不过他和他的代理律师均没有放弃继续索赔的权利，他可能向被告追加赔偿，用于支付后续医疗费用和精神补偿。
钱可以换取医治身体伤痛的机会，但钱消除不了心理上的阴影。申海军说，近来总做梦，总能梦到黑砖窑里的恐怖日子。他对自己的未来很茫然，忘记一段可怕的经历是困难的，他说自己快40岁了，怕要过很久才能走得出来。
“要是好不了，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申海军反反复复地念叨着这一句，他很想早一点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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