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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县里的“好人”们
是血利润但不是“零成本”
见到张梅时，她正在家门口闲坐。几十天来记者的频繁到访已经让她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不烦记者，因为她相信总会有记者为她男人说话的。张梅说，前几天她去看过王兵兵，人瘦了，因为着急。张梅说她想不通为什么要抓她的男人，砖窑早就承包给衡庭汉了，为什么现在要她的丈夫承担责任。
在张梅心中，她的丈夫王兵兵是个好人。她说王兵兵根本没想打那些工人，也不知道人都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一切都是衡庭汉和他手下的那帮打手惹的祸。
依照同行的指点，我很容易地找到了当初王兵兵住的屋子，这间屋子距离黑砖窑只有几十米远。试想一下，几十米的距离，工人被殴打时的惨叫，平时被强制劳动的场景，王兵兵怎么可能总是听不到、看不到呢？而这一点，张梅也无话可说，她只是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不该抓王兵兵，不该让她的家卷进来。
张梅说，现在这个家算是破了——人抓了，钱也没了。为了这件案子，她前前后后已经花了好几万块钱了。烧砖不比挖煤，利润很薄，这几十天里她几乎倒腾空了几年积攒下来的家底。
当我向她求证关于她曾向警方支付办案费的情况时，一直很平静的她突然激动起来。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全是乱讲，乱讲！”
此前不止一家媒体披露，张梅曾给过当地警方11000元钱，名目正是“办案经费”。张梅的态度为何突然变化，原因不得而知，但这一变化的背后却给了人们相当大的想象空间。
王兵兵的砖窑始终没有拿到许可证，这是他和张梅几年来共同的心病。张梅说，上面每年都会下来人罚款，如今算下来他们交了也有万把块钱了，但那张意味着他们可以合法经营的纸却始终没有下来。
张梅也许不知道，国土资源部早有明文规定不允许用黏土烧砖。像她家这样的小砖窑是不可能获得什么许可证的。
张梅仍保存着广胜寺矿管所出具的处罚通知书，她说她和她男人是交了钱的，但更多钱交上去后连个收据都没有，那些罚钱的部门还一次又一次地来催要。
我没有在张梅那里见到传说中的那个小黑包，有人说里面有些“要命的证据”。张梅只是告诉记者，这一年多从她手上流出去的钱总共有二十几万元，十六万多一点给了衡庭汉，剩下的都给了派出所，说是用于支付被解救农民工的工资和遣散费。
这是一条无形的利益链条，窑主、承包人与主管部门中的个别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在这里，罚款成了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交纳罚款然后开工，周而复始。罚款不仅没有成为震慑窑主和承包人的武器，反而成了他们的护身符，成了主管部门中个别人的敛财工具。
这条利益链条究竟有多长目前还不清楚，但从目前已掌握的情况看，当地派出所、劳动监察、环保等部门均是链条上的一环。主管部门吃窑主，窑主吃承包人，承包人吃工人，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都要从下一级榨取利润，最终所有的成本压力都落在了被奴役的农民工头上。
在曹生村边的一块山地上，我见到了那个震惊全国的黑砖窑。几十万块砖坯已经被运走了，轧砖的机器也不见了，原先工人们居住的窝棚也被毁掉了，砖窑内只剩下两间破房子，上面明显有过火的痕迹。
谁拆掉了这间黑砖窑？张梅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她只是说“没了好，没了好”。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做的这件事，如果是出于想毁掉证据的想法，那他就太过愚蠢了。在这百十平方米的土地上，每一块烧制出来的砖都凝结着“奴工”们的汗水，每一分利润都有鲜血的腥味。无论是王兵兵还是衡庭汉，他们都是这种“带血利润”的受益人，不过他们还是要为此支付成本，因为他们还不是身处利益链最顶端的人，他们无法真正做到“零成本”。
被告席上的内讧
7月4日山西黑砖窑案首次庭审。在法庭上，包工头衡庭汉否认自己犯有“故意伤害”罪，而窑主王兵兵则声称自己有“立功表现”。
当天，衡庭汉是法庭上最特殊的人。他不仅是本案的第一被告，也是唯一一个未穿囚服出庭的被告人，他还是5名被告中唯一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表示不认同的人。
衡庭汉将打人的责任全部推到手下的几名打手身上，他甚至还把自己塑造成了黑砖窑“奴工”的保护人。
他说他从没吩咐手下人打农民工，因为手下的赵延兵喜欢打人，他和王兵兵还多次打骂过赵延兵。
衡庭汉还试图在法庭上证明黑砖窑中的农民工有一定的自由。但面对公诉人和法官提出的“为什么从干活到睡觉，一直有人看守民工，还要在大工棚外上锁？”的问题，衡庭汉一直没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衡庭汉的一番话也让被告人之间产生了内讧。不只是赵延兵对衡庭汉的行为表示愤怒，连衡庭汉的儿子衡明阳也站出来指证他的父亲平时经常打人。几个方面的证词都对他不利，他试图靠推卸责任减罪的目的未能得逞。
王兵兵的罪名相对较轻，在法庭上他提出希望考虑他有“立功表现”，能对其从轻量刑。他说的“立功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协助警方抓获了打死刘宝的赵延兵，另外一个是他出了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后派出所已退还)。这后一点理由，也引来了旁听席上的笑声。
集体缄默下的温度
近一段时间来，整个曹生村都很平静，但这种平静有突然爆发的危险。整个村子的气氛很特别，焦虑中透着诡异。
在王兵兵、衡庭汉黑砖窑案开审前后，一些原本在外地务工或是经商的人纷纷回到村里。村中的一位老人说，大家心里都有点紧张，所以才会回来看看，但至于为什么紧张，老人并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为什么会紧张？答案并不一定要出自人的口中，沿路上近20家停产的小砖窑或许就是谜底。
曹生村与三条沟村比邻，两个村周边的所有小砖窑都已经被勒令停产了。有人此前出去避了一段风头，有人窝在家里天天惴惴不安——他们的砖窑虽然没有“奴工”，但多多少少都有些非法用工的问题。很多人怕卷进这场大风暴，怕被追究责任。
这种恐慌和焦虑的情绪正在感染周围的人。张梅就说过，她现在很怕。她不只是害怕自己的丈夫会坐牢，更害怕有人会报复她和她的家人。让她恐慌的对象很多，她害怕依然在逃的打手会因为指证了他们而回来报复，害怕曾被虐待的工人的家属会上门算账，害怕那些“她说不出的人”来找她的麻烦。
恐惧往往在沉默中发酵，沉默也会加剧恐惧的程度。
对于王兵兵，对于黑砖窑案，村里多数人一直保持缄默。他们不愿过多评论王兵兵，不愿提他的父亲——刚因此事被免职的村支部书记王东记。
从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持续的时间来看，村里的人都应是黑砖窑事件的知情人。但他们并没有举报，也没有救助那些被奴役的农民工。
“那是支书家的事，不关我们的事。”在闲聊中，一位村民无意中亮出了自己关于此事的底线。
王东记在村里做了10年支书，没有人敢管所谓的“支书家的事”，另一方面黑砖窑也确实没有直接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不想也不愿替一群外来的打工者趟浑水。
事实上，随着黑砖窑事件的走势一步步明朗，村民的焦虑很快就会消除。只要没有违法犯罪，那些小砖窑的窑主是不会面临牢狱之灾的。当然，该交的罚款必须交，该关的砖窑也必须关。但这个在恶势力面前集体失语的村子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沉闷的气氛。
我不否认他们都是安分守己之人，但就是这样一群本分人却放弃了一次做好事的机会。这样一群安分守己的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诘问难以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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