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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恶需要“一刀准”
“完美”背后的潜台词
“如果将这份起诉书单独拿出来，这可以说是一次‘近乎完美’的起诉。”几名接受采访的律师均对庭审当日公诉方的表现有类似的评价。
但看起来，几名犯罪嫌疑人的被指控罪名与犯罪事实似乎存在一定的偏差。
6月22日，国务院向全国通报黑砖窑事件调查结果时曾明确指出：“从初步调查核实的情况看，不仅大量存在无证砖窑厂、非法用工现象，而且，还有少数黑砖窑存在不法分子拐骗农民工、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亡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影响恶劣，后果严重。”
官方公布的解救名单显示，年仅14岁的河南人陈成功也在被奴役之列，而检方对虐待儿童的罪名只字未提，拐骗人口的罪名也不在起诉范围内。
针对这一问题，几名律师表示，我国法律规定虐待罪是指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行为。对拐卖的定义则为：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并不是以出卖为目的，而是为了奸淫、收养、奴役、强迫卖淫等目的，则可能构成其他犯罪，不构成本罪。
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确实是最适合的罪名。基于现有的，已查实的犯罪事实起诉可以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缩短案件审理时间，同时不给犯罪嫌疑人钻法律空子的机会。但关于整个案子，问题就不止于此了。
比如，公诉方在最后时刻才提供被解救人员的完全名单，使很多工作陷于被动。还有关于开庭的时间，法院方面事先没有给被害人留出充裕的准备时间。两名到庭的河南籍被害人在开庭前几天才接到通知，匆忙聘请律师，证物准备也很仓促，这在客观上对他们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法院方面对于此事有过这样的解释，当初解救时工作做得不细，加上很多被解救人员都是自行离开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不够翔实，所以无法与他们及时取得联系。
但这样的解释至少在被害人王孟身上是不成立的。王孟收到过洪洞县民政局寄来的道歉函，当地公安局也有他的地址，“联系不上”显然说不过去。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更愿意相信当地的司法机关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出现了疏失。得知王孟错过庭审的消息后，记者再次与临汾中院取得了联系。记者得到的答复是“领导正在开会商讨解决办法”。看来法院方面已经意识到了此事的后果。
从案发到庭审只有39天，这是一个很惊人的速度。应该说当地司法机关在处理此案的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效率，但快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公正才是法律的基石。
在绝大多数被害人不知情或是未能到庭的情况下审理案件容易给人以草率的感觉。那些错过诉讼的被害人该怎么办，他们的利益又怎样得到维护呢？黑砖窑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理应受到严惩，所有被害人也该得到应得的补偿。
重压之下有人神经痉挛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来自基层的各式各样的阻力。我不想掩饰我的愤怒，尽管我必须承认，在处理黑砖窑事件的过程中，基层部门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临汾中院的焦虑气氛很凝重，法警在大厅里来回巡视，原本就很严格的出入标准更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试图与刑庭联系，遭拒；转到办公室，继续遭拒；该院专门负责黑砖窑事件对外宣传的部门告诉我：“别费劲了，都不在。”
半个小时后，记者在大门口堵住了该部门的负责人。
“您好，我是……”
“对不起，我现在要开会，不接受采访。”
“我是为那些农民工来……”
“这不关我的事。”
一名法警拉住了几乎出离愤怒的我，最后的这六个字挑战的不只是我的忍耐极限，更是传媒与公众的容忍底线。
“算了，算了。好几天了，这几天已经来了几百个电话，几十个记者要求采访，有些话王主任不想再说了，也不能再说了。”这名法警将我拉到一边，小声地说着。
这也许可以成为他拒绝接受采访的理由，但绝不能成为他说出最后六个字的理由。
这位名叫王维民的官员不是第一个“神经痉挛”的人，此前还有一位警察说过类似的话。面对电视镜头，面对急于带走被拐带孩子的家长，这位警察喊出的是“不是你的孩子你别管”。这是数天来的一个缩影，面对重压，很多部门都在不由自主地选择回避。
摆脱压力和焦虑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此刻，被害人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公众了解真相的权利正系于一身，对于执法机关来说，坚强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功臣与“罪人”影像重叠
这段日子里，洪洞县委县政府的主要官员所要面对的不只是亲临县城督办此案的省长，更要面对来自全国的质疑。从表面上看，现在的洪洞县城一片平静，但平静的背后却是山雨欲来——没人知道问责风暴何时会刮到洪洞，也没人知道这场风暴究竟会有多大。
洪洞县公安局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着极为尴尬的角色——既是揭开黑幕的英雄，又是要被严肃处理的对象。
如果没有洪洞县公安局的清查行动，也许直到现在张银雷、申海军他们还在黑砖窑里受苦。但这件功劳无法抵消此前他们在监管上的失职。
洪洞县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说，煤矿才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对煤窑的监控一直是重中之重。相对于煤矿来说，小砖窑的利润实在是低得可怜，地方政府也没有把监管重点放在小砖窑上。可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事发后，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提起高度重视。
此前，类似的事件曾在运城、晋城等地被曝光，不过这些案子均以低调的方式处理掉了。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如果当时主动揭露这些打击中发现的问题并表明态度，面对舆论的诘问，地方政府未必会如此被动。
公安局确实做了件好事，他们也想把这件好事宣传出去。但舆论风暴已经形成，当地一时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存在，为什么犯罪嫌疑人能在执法机关眼皮底下逍遥这么长的时间。
洪洞县确实在事后做了很多补救工作，很多被害人也因此受益，但从整个事件的责任划分上看，洪洞县的部分领导将很难摆脱问责的命运。等待结果总是令人焦虑的，但多数人已选择了坦然面对。
在走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可以稍微好受一点，他们只需为自己之前的过错承担责任。在他们任期的最后时刻，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
被告席上还少谁
还有多少黑砖窑？还有多少被困农民工？洪洞是否只是冰山一角……黑砖窑事件留给公众的思考空间依然很大。
王兵兵和衡庭汉不是仅有的罪魁祸首，在此案中被解救出的31名农民工也远不是全部。359人，这只是山西一地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而在网上在坊间，各式各样的传言仍在流传，失踪人口数字高得吓人。如果还存在未被解救的农民工兄弟，他们现在在哪儿？
在几乎铲遍洪洞县的每一块地皮后，获救者的数量仍然够不上总失踪人口的零头。我们只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洪洞只是整个非法用工黑幕的冰山一角，还有地方存在着类似甚至更严重的非法用工行为。
洪洞是有问题而且也该为之承担责任，但一个县不能成为所有地方的替罪羊。处罚一个洪洞，其他地方过后天下太平，不行。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说，将以黑砖窑事件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建立长效监管机制，解决部分地区存在的政府监管不到位、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等问题。希望这样的一个机制能把所有的黑砖窑都连根拔起，希望这样的一个机制能让黑砖窑淡出人们的记忆。
在被告席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或是一类人的身影。人贩子在哪？在黑砖窑这根罪恶的链条上，人贩子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直接参与了诱拐、胁迫甚至绑架被害人，并为黑砖窑源源不断地提供“零成本”劳动力。
遗憾的是，人贩子似乎不在本次黑砖窑事件的追究范围内——起诉书中没有，被告席上没有，警方的通缉名单上也没有。不斩断这一环节，根治非法用工之路将会变得非常艰难。
我们的农民工兄弟该得到怎样的赔偿？从目前的情况看，所有被解救的农民工都拿到了工资，有的人还拿到了慰问金。地方政府承担了前期的医疗费用，愿意回家的人也领到了车费，但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更让人焦虑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谁来继续完成搜寻被奴役农民工的任务？公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为政府作劲”不应只是墙上的口号。已经有网友这样做了。
谁来为被解救者的心理康复埋单？身体上的伤痛容易医治，心灵上的阴影却很难抚平。你可以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但我们相信，任何一番鼓励的话语都会成为温暖人心的力量。
火山口上的危机公关
7月5日，于幼军亲抵洪洞，而在此前一天，临汾中院刚刚开庭审理了山西黑砖窑一案。如果说整个黑砖窑事件是一场巨大的风暴的话，洪洞就是这场风暴的风暴眼。在这样一个时间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省长是在以行动表明决心和勇气，不仅是他个人的，更是政府的。
《南方周末》曾以《于幼军坐镇火山口》为题讲述了这位山西省省长所面临的挑战。从关闭全省几千个小煤窑到现在严查黑砖窑事件，于幼军的内心很复杂：有愤慨，也有内疚、痛心和焦虑。
让于幼军乃至整个山西焦虑的事情更多。其中不仅有事件善后和官员问责的问题，黑砖窑事件也让山西的形象受到了损害。
截至5月底，山西方面共接到1883个失踪举报，有关部门排查了近30万名农民工，其中18岁以下的只有135人，与失踪举报核对上的不足10人。
正如众多媒体所坚持的那样，不排除黑心窑主为逃避惩处将童工转移或异地遣散的可能，但如此大规模地排查正让事实日趋接近于另一种可能——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山西是在为全国所有人口失踪事件埋单。既然个别人已经败坏了全体山西人民的形象，那么政府就必须有站出来的勇气，为山西进行一次危机公关。
“山西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生存解放、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为全国建设发展提供了重大能源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山西人民是朴实、善良、待人厚道的人民！‘黑砖窑’事件是极少数人的恶行，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善待山西人！”面对媒体，于幼军如是说。
焦虑的背面是人性的光芒
以下的场景和对话真实发生于2007年7月5日凌晨。
凌晨3：17，太原——临汾，K603次列车第14号车厢。
我对面和右前面10米左右有两个男人。头发凌乱、眼底有血丝、脸色很差，随身的物品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相机和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背包。我在看他们，他们也在看我。
清晨7：15，车到临汾，三人一起下车。
“记者？”
“嗯。你呢？”
“同行。”
“为那个案子来的？”
“你说呢？”
“有思路吗？打算写些什么？”
“不知道，但一定要来。不来心里不舒服。”
当黑砖窑事件从一个网站置顶(由管理员设定)帖子演变成全国上千家媒体的头版头条，这一事件就已脱离小众，成了全社会的良知天平。
我想，若干年后我一定还会记得在山西的这次采访。因为这是一段令人无比焦虑的时光，对于我是这样，对于我的同行们也是这样。
担心被害人无法到庭；担心他们说不清索赔要求，担心有被害人因看不到报纸，听不到新闻而错失赔偿机会；担心自己的文字会影响司法公正；担心我们的出现为正忙于解决问题的各部门增添更多压力；担心不能更进一步接近真相……
让我们焦虑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很多焦虑已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范畴。
诚然，没有媒体推动，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但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政府的勇气和公众的良知。
面对黑砖窑事件，传媒并不孤单。在我们的背后，有政府和公众的力量。这是整件案子中少有的不让人焦虑的地方。
案件的审理仍在继续，我们也将继续穷追猛打下去。这是传媒的权利，也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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