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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郑筱萸一案发生在法制完善的国家，除了在司法系统追究罪犯以外，此案必引发大规模的国会调查。别的不说，单是高纯所寄出的100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2封，电话500多次，每一次每一件，当初是谁拿到手的，是谁批示的，是谁作出处理意见的？这些国家干部，是根据国家的什么法令条文，根据什么工作规范，来作出这样的处理？他们在作出这样处理的时候，是否肯定这样的处理是合法的，正当的？如果他们是根据上级指示这样做的，那么上级是谁，根据是什么？我们的国家干部们，是不是知道他们工作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动作，自己个人是要负责任的？在国会调查的公开听证会上，要传唤所有经手的工作人员，从国家机关负责答复上诉者的门房警卫，负责拆读邮件的干部，到国家药监局的上级，都必须公开向民众讲清，自己在那个权力链条上是怎么动作的，为什么这样动作。而如果在国会听证会上撒谎，就犯下了伪证罪。为了促使知情者畅所欲言，有些国家在这样的调查中有时候给特定人员一定的刑事豁免，即说了实话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承诺。因为，这种调查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惩罚什么人，而是为了查明，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机器在防范和阻挡贪渎行为方面会全面失效，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只有查明了制度上的原因，才能针对这原因立法修补制度。
郑筱萸这样级别的高官，腐败到要判死刑的地步，已经不是第一个了，那么会是最后一个吗？什么时候，谁会是最后一个判死的腐败高官？拿这样的高官开斩，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杀这样一个高官，底层民众心里不见得就此相信反腐前景乐观，国家形象也不见得就光彩起来了。只杀一个郑筱萸，已经不能让反腐力度取信于民了。其原因就在于，郑筱萸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的，国家机器怎么会在反贪反渎职功能方面失效的，又为何没有全面调查，没有向民众公开。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制度上的问题并没有触动。
只杀郑筱萸，没有挖到制度上的根子，产生郑筱萸的环境条件依旧，那么，新的郑筱萸迟早还会产生。这就好比，如果没有警卫保安而把银行里的钱堆在柜台上，那么抢银行是迟早的事。如果我们现在不调查弄清制度上的原因，不修补改善制度，那么，郑筱萸之后，新的贪渎者之前赴后继，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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