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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亚金 海南 81岁
林亚金选择远离人群，在山沟里住了几十年
瘦小的林亚金一到人多的地方，就紧张。面对着包围过来的记者，只会说黎族语言的她一个劲地往角落里躲闪，满脸慌乱，手不知往哪里放才好。
生于1926年的林亚金是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人，在6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二。1943年10月的一天，在地里割稻子的她和几个要好的姐妹，被突然出现的日本士兵抓住带回到日军军营。当时，林亚金17岁，正值青春。
“他们把我们4个女的关在崖县一个叫什漏的村里。每人一间茅草房，睡在一张木板床上。白天晒盐、煮酒，给日军洗衣服、搞卫生。当天晚上，日军把我们叫到指定的房子里，他们排队轮奸我们，痛得我使劲地喊，他们就煽我嘴巴，不让我出声，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如果有人叫喊，拖出来打，让我们像牛一样趴在地上，肚子下面放把刀，刀刃朝上。挨打的时候，我们四肢还必须用力撑着，要不然就会受伤。”林亚金回忆说。
“从那以后，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往往是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连我来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来，弄得满身经血。有时候，为谁先谁后，他们还打起架来，有时候连吓得躲在角落里的我，也被他们跟着打伤了。过了两个月，我整个身体都浮肿了，阴道糜烂，尿呈红色发臭。”
在同为黎族的一个伪军中队长的帮忙下，林亚金提出家中母亲病危需要回家探望，自己也顺便看医生，日军准她回家。林亚金到家后，才发现父亲病情严重，不久就去世了。母亲见到女儿，一把抱住她哭着说：“你还活着啊。”
经过母亲几个月的调理，林亚金终于恢复了健康。而和她一起被抓到日军军营里的另外三个姐妹，直到日军投降才带着一身病回到老家，因为没有找到对症的药医治，痛苦地死去。
因母亲体弱多病，迫于生活压力的林亚金到罗朋村一户人家帮工，半个月不到，又被当地巡逻的日本兵发现，把她在山上轮奸了。担心日本士兵再来找麻烦的主人让她赶紧回家。不久，因为弟弟生病在县城住院医治，前去探望的林亚金在经过一个日军哨所时，再一次被3个执勤的日军士兵轮奸。这以后，她再也不敢出门了。
这3个月的经历把林亚金的一辈子改变了。在母亲去世以后，害怕村里人鄙视的林亚金和弟弟离开了老家，搬到了姐姐所在的地方。
1950年，林亚金靠着黎族对歌的传统，认识了罗葵什号村的丈夫。在结婚一年后，她才告诉丈夫自己被日本人强奸的事。同为黎族的丈夫听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不久，经朋友介绍，林亚金丈夫离开农村进入当地镇政府机构帮忙。在和丈夫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她曾经怀孕，但这个孩子最后没能保住，流产了。在接下来的土改和肃反运动中，她丈夫的成分被划为“地主”，被列为政治改造对象。在丈夫被押送到三亚去劳动改造以后，林亚金曾经赶去探望丈夫。丈夫当时安慰她说，自己没什么事，是被人误解了，相信上面会把事情搞清楚。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林亚金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丈夫。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被当地人称作“日本娼”的林亚金也成了批斗对象。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再敢接近林亚金，也没人敢和她说话聊天。村里人经常讽刺林亚金的过去，让她非常难堪，经常以泪洗面。
为躲避过去，林亚金搬到了无人、偏僻的山区里，一个人远离人群，孤立无援地活下来。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小男孩，在山沟里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到当时的情景，太可怕了。我不敢一个人上山，不敢走夜路。”即使是现在，在睡梦里林亚金也时常回到过去的场景，在大汗淋漓中惊醒。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姓张的小学老师无意中听说了林亚金的经历，找到了住在至今仍没有通公路的林亚金住处，希望能够把她的经历记录下来。在乡政府的鼓励下，林亚金面对着几次上门的张老师放声大哭。
在得知她的经历后，苏智良夫妇从上海赶到海南，在保亭县南林乡罗葵什号村后山见到林亚金，当时她光着脚刚从地里放牛、割草回家，正准备热大铁锅里煮好的野菜吃。“我当时好奇，指着铁锅问了一句，‘这煮的是猪食吗？’林亚金告诉我说，‘她先吃一部分，剩下的再给猪吃。’”苏智良的爱人陈丽菲当时就落了泪。
不久，苏智良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把林亚金纳入到援助对象中，从2000年开始，每个月寄给她100元钱，后来又增加到200元。在苏智良见过的大多数“慰安妇”采访对象中，像林亚金这样过着贫苦生活的人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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