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年 与五姐在饮冰室前留影
1941年 留学前摄于天津
2000年 在长征3号甲发射卫星前
2005年春节 梁氏家族在梁思礼家团聚
-梁思礼简介：
梁思礼，1924年生于北京，是戊戌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近代著名大学问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41年在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于1945年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是我国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科技委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国家图书馆顾问等职。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等。
记者：没有想到您是在战火中走进耀华中学的。
梁思礼：是啊，所以我对赵天麟校长不仅怀着感恩之情，更怀着敬佩之情。赵校长曾获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1914年至1920年任北洋大学的校长，他为北洋大学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校训，现在天津大学继承了这个校训。“实事求是”也正是我的座右铭，为这次即将来临的耀华中学80华诞，我就写了“勤朴忠诚”“实事求是”这两个校训，一方面纪念耀华中学80诞辰，一方面纪念赵天麟校长的遗训。赵校长深怀中华民族气节，大义凛然。那时，他除收容了大量爱国学生，还在办学方面对日寇采取“硬顶”的政策，拒绝讲授日文课程，拒绝用日伪改编的教材，以致多次接到日本人恐吓信他也无所畏惧，结果1938年6月27日，他在伦敦道自己的家门口被日本密探暗杀了。在他学生们的心中，赵校长的人格魅力永远是一座丰碑。现在我每次回耀华都要在他的铜像前鞠躬致敬。
记者：中学时期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形成非常重要的阶段，您觉得那时家庭、学校、社会给您的教育和影响是什么？
梁思礼：是热爱祖国，是奋发图强，这成了我一生的精神支柱。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对我的哥哥、姐姐影响较深，他会精心指导子女，细心对他们进行教育，但他对子女们却没有太多的苛求，而是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方向。大哥梁思成在国外专注建筑学，有所成就，父亲经常鼓励他常回国看一看，把自己的所学用于建设祖国。记得父亲致信给他说：“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总会对社会有多少贡献，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教育子女如何树立人生观，如何追求学识。那时的中学教育也是一样，老师们除了教授功课，更重要的是教学生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人，怎样做一个崇高的人。
记者：应该说您在回国之后，亲历了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这当中您一定亲身经历了许多吧？
梁思礼：那是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元帅在一个只有一百多人的小礼堂里，对我们谈到中央的指示，他告诉大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发展我们的航天事业。从那时开始，我们仅用了十年，在1966年10月27日，进行了导弹核武装实验，也就是所谓两弹实验。在1970年4月20日，我们用自己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把我们第一颗人造卫星，也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天，以后张爱萍将军提出来要三抓，一抓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二抓从潜艇上发射潜地导弹，三抓用长征三号把通讯卫星送上天。再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神舟五号、神舟六号上天。
在这过程中航天人真是自力更生，更有无数的人在艰苦奋斗，默默奉献。最早我们自己设计导弹，那时候真是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大概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的导弹就设计制造出来了，准备到靶场发射。那是1962年的3月份，我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我就跟我爱人商量，如果生男孩就叫梁凯，生女孩就叫梁旋。结果那个导弹起来后就像喝醉酒一样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三百多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深的坑。通过这次失败，我们总结了几条很好的经验，又重新再搞。两年时间，我们搞了很多方案，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是我们开始懂得了现在所谓的系统工程。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经过十七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了。后来我又参加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主持远程液体地地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和方案制定，随后被任命为该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可以说我们第一代航天人在航天事业上奋斗了50年，总结起中国的航天史、中国航天人的精神就是这样几句话：艰苦奋斗、从无到有、发奋图强、自力更生。
记者：听说就在您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的时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受到了很多的磨难，特别是母亲和儿子的去世让您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痛楚。
梁思礼：是，那是“文革”中，当时虽然我被作为重要专家保护起来，但我母亲却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也是因为父亲的影响，她的全部财产被抄尽，人也被赶到阴暗的小屋里，八十多岁高龄的她还要每天出去扫街，受尽折磨，后来她肠癌到了晚期在1968年去世了。当时我行动上受限制，母亲去世时，我请示军管会，他们不同意我回去，我就没能在母亲去世时守在她身边，甚至连她的骨灰都没有收起来，这算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吧。
母亲去世后，内心最痛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儿子梁左军。我们夫妇工作忙，儿子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当时他还不满十岁，不明白为什么奶奶就不见了，这对他打击很大，性格也变得孤僻起来，沉默寡言，再加上他自己又很好强，一直以是梁启超的孙子而自豪，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作出点大事。所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自我解脱，患上了抑郁症。随后又是下乡、高考、上大学，他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那时人们把这病统称为精神分裂，用以过度的药物治疗，但并不见有多少好转，在一天晚上，他跳楼自杀了。那一年，他刚好30岁，他走的那一天却正是我们夫妇的结婚纪念日。这个悲剧成了我心中长久难以愈合、永远无法抹掉的一个伤痕。
记者：但您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不仅为母亲种下了一棵母亲树，也能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梁思礼：对，父亲说过，一生生活在苦恼里，跟生活在沙漠里一样，有什么意思？我也是这样想的。人的一生应该达观、乐观。现在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们国家要强盛，需要有这样的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