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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雪山草地长征七次负伤
96岁高龄的胡德法老人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有些苍白的脸上面无表情——从2002年至今，因各种老年病，老人已经在总医院这张病床上度过了整整5年。
“脑子糊涂了，说话也越来越费劲。”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老伴李殿英一边用毛巾轻轻擦拭老人嘴角流下的口水，一边拿起遥控器，试图关掉电视。
“干——干嘛！”老人的眼睛里瞬间闪过一丝神采。
“好、好，爱看这个，不动。”李奶奶这才注意到，电视里重播《长征》，红军战士正手挽着手趟过草地中的大河。
胡德法老人19岁参军，20岁入党，历任红四方面军班长、连长、营长，三过雪山草地，长征途中负伤七次。
眼看排长陷进沼泽
胡德法出生在河南省固始县一个贫苦的农家，他曾经对后辈们坦言，自己入伍时并没有太多救国救民的“理想”，更多的是一些“仇恨”的种子，“我就是要反抗地主剥削，一天到晚吃不饱饭，哪受得了啊！”在众多亲友的印象中，每次问及老人参军初衷时，他总是这样回答。
“这辈子他遭的罪，海了去了。”每次说起过去的事，李奶奶总是唏嘘不已，她比胡老年轻14岁，如今也已82岁高龄。自从胡老2002年患病住院，她一直寸步不离地守着。
李奶奶说，自己至今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胡德法时的情景：那是1949年5月，胡德法所在部队解放了河南省贡川县城，在欢迎解放军的入城式上，只有24岁的李殿英和伙伴们一起手握鲜花站在城门口，“他可土呢，穿着双破草鞋，都露脚指头，背着一杆长枪，还顶着个大斗笠，一点都没有我们想象的威风。”李奶奶说着，也呵呵地笑着。
“我们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我这才知道他走过长征呢。”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胡德法告诉李殿英，长征时，自己能从雪山草地中逃生纯属侥幸。
川藏地区的草地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草原，野草芦苇足有一人多高，遍布沼泽泥潭，一踏上就会陷进去，自古以来就没人走过。红四方面军愣是连续40多天走出了这片人畜共憷的大草地，无数战友年轻的生命都被无情地吞噬。“他那会儿也是个七尺男子汉啊，说起这些战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啊。”
和胡德法同在一连的机枪排长张玺青是个血性汉子，见接连有人落进沼泽，就走到队伍最前面，一把将胡德法拽到身后，“你太瘦了，后面去，跟着我走！”
一个多小时后，战友们就听到张玺青的大喝声“小心，别走了！”大家定睛一看，才发现张排长已经陷入沼泽，身体正一点点地往下沉。胡德法和战友们连忙解下绑腿扔给他，但不知怎么的，越是挣扎沉得越快。
当淤泥没过胸部的时候，张玺青松开了战友的绑腿，高声喊着：“同志们，快走吧，别管我了！只要你们能走出去，能把革命干成功，我就死得其所了。”话音未落，他的身体就完全陷入沼泽，草原又恢复可怕的寂静。
一辈子最烦“可能、也许”
电话铃响了，是儿子从单位打来的。
“孩子们太忙了，不能总在这儿守着，可心里都放不下。”李奶奶说，孩子们怕她一个人照顾不过来，特意请了一个护工，定时帮助父亲按摩和擦洗——胡老身上有很多战争年代留下的创伤，过草地时，敌人的子弹射进他的肺部穿透了整个胸膛！如今一个姿势呆久了或是遇上变天，都会酸痛难忍。
李奶奶说，孩子们小时候都很想听他讲长征的事，“人家走过长征的人都爱说，他偏不，要是再问他就瞪眼了。”李奶奶嗔怪着苦笑。
和很多老红军一样，老人家风极严，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孩子们偷懒和贪玩，每次看到他们不用功念书的时候，脸色立马“晴转阴”：“你们这样的，要放在长征那年月非得当逃兵，当俘虏！人，要勤奋点的！”
在严格要求子女和下属的同时，胡老自己也以身作则，多年来一直保持黎明即起、出操长跑的习惯，即便在85岁高龄的时候，还坚持六点之前必须洗漱完毕，外出散步，早餐后必须读书、看报、听新闻，了解国家大事，他一辈子最烦的词汇就是“可能、也许”之类模棱两可的话。
李奶奶说，和他讲话很“累”，绝对不能有这类的词儿，否则马上就急，不管是什么场合，有什么人在，准会说“搞清楚了再和我说！别和我这打马虎。”“给我说得准确点！”如果和他反驳，他就告诉你“我们当初搞革命，后来搞建设要都是差不多就行，大好江山早就葬送了！现在还轮得到你们在这儿和我讲话？”
尽管在公事上丝毫不讲情面，但生活中对亲友部下却极尽爱心，无论谁遇到困难，他都是慷慨解囊——战友孩子病了，他负责联系医院，垫付药费；老家受灾了，他把几个月的工资都寄过去；知道亲朋好友遇到困难了，不管多忙都要当面慰问，给钱给物。
“我总说他，那点工资不够发救济的。”别看李奶奶无奈地摇着头，但实际上她却非常支持老伴的善举，晚年，老两口一起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可记者详细询问时，她却摆起了手，“没啥说的，没啥说的。”
“现在的日子，再苦也甜。”
离休以后，胡老的脾气越来越好，楼上楼下，院里院外的邻居都特别喜欢他，孩子们每次看到这个和善的老人更是亲切地叫他“红军爷爷”，他也总会爱怜地拍拍他们的头，帮他们背好书包，如果有空还把孩子们喊到自己家，把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看着孩子们把小嘴巴塞得鼓鼓囊囊的，自己笑得合不拢嘴。
但对于孩子，胡老也不是一味地溺爱，小孩子们大都有挑食的习惯，无论是自家孩子还是邻家孩子，只要让他听到抱怨某个菜口味不好，或者不想吃什么东西，他都会不顾家人阻拦，主动敲人家门，慢悠悠地说，“我看这菜很好了，很有营养啊，你不知道，当年爷爷长征时连草鞋皮带都吃呢，要有这些东西，你说要少牺牲多少人啊！”
在李奶奶的记忆中，和胡老结婚后，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的日子，再苦也是甜的。”的确，按照部队的规定，参加长征时，但凡18岁以上的战士，每人都要背负30～35斤重的干粮，再加上行李、枪支、子弹，平均下来每人至少都要负重60斤左右，而每天供应的口粮还不足半斤，后来粮食不够又逐步减为三两、二两……
再后来，没有一粒粮食了，连树皮、草根、皮带都吃得一干二净，很多连队的战士都是靠喝盐水维持生命！至于伤员病号的生存条件就惨了，没有药品和纱布，为了防止感染，只能用盐水冲洗伤口！即便如此，伤员们依旧用枪杆子当拐杖，紧紧跟着行军队伍，没有一个掉队的，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胡老常说，红军不仅严于律己，更是爱民如己，无论走到哪里，决不和老百姓发生任何冲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吃个红薯也要付钱，实在没钱也会写下欠条，由后面的部队如数归还，“他说不管时代发展成什么样，这样优良的传统绝对不能丢。”
解放后，胡老先后担任河南省贡川县县长，天津北洋纱厂党委书记，天津市河西区区委书记，天津市委信访处处长，天津市纪委常委，直到1982年5月离休。
“共产党得天下，是先得的人心，这是老百姓自己的党，自己的部队。”晚年生活中，他受聘于很多大中专院校，任职校外辅导员，每周一次的革命传统教育，他无论身体好坏都雷打不动准时出现在讲台上，从小学一直讲到大学，成千上万名学生听着他的红军故事长大成人。
在胡老的相册里，保存着很多和孩子们的合影，红领巾更是存了几十条，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农村娃，没有红军，没有共产党，早惨死在地主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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