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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书记的反击战
很快，周爱国被下属举报一事从“组织内部材料夹”走进了高安市民的公共生活。无论是兰洪波还是周爱国，发现周围人都在谈论举报的话题。
7月30日，高安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在大城镇召开中层以上干部民主生活会。会上，就兰洪波举报以及纪委调查情况向干部们做了通报反馈。通报说，兰洪波举报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属实的，有一部分是失实的，“就是属实部分，也是集体违规，并非个人违规”。
周爱国在大会上高调发言说，作为一级党委负责人，工作中难免有失误。“党内有些同志出于关心，作为朋友提出这些问题，我们要宽容，不能打击报复。”
话音未落，两天后的8月1日，周爱国以“侵害名誉权”将兰洪波告上法庭。在周爱国看来，纪委对举报材料进行调查，对他个人已有结论的情况下，兰洪波等人继续在网上散布材料，“我无法接受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
曾经从警十年的周爱国认为运用法律手段是“澄清事实的一种好方法”。有朋友劝他不要打官司以免惹来麻烦，但他执意起诉，“我是有底气的。我没有问题，经得起任何组织的调查。”
周爱国还借助媒体以恢复声誉。8月3日，宜春市委机关报《宜春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四治”书记》的文章。报道称，8年来，大城镇的巨大发展变化得益于一个“四治书记”——周爱国。文章总结了周爱国的执政经验：“社会稳定要治乱，经济发展要治穷根，农民增收治水患，风气转变要治腐败。”
报道还称赞他“行得端，走得正”，始终做到“七不”：不搞特殊化、不大吃大喝、不索拿卡要、不插手干涉工程项目、不进娱乐场所、不参与赌博活动、不收受公私礼物。“8年来，尤其是任镇党政正职以来，他上交退还各种礼物折合人民币10余万元。”
8月10日，《宜春日报》再次刊登《走强镇富民之路，唱和谐平安大戏》，以整版篇幅报道大城镇的政经发展。
尽管周爱国否认此组报道是他邀请当地记者所作，但一位熟知内情的当地干部透露，该文主要是由大城镇政府宣传干部操刀完成。
具有启示意义的“官告民”
“兰洪波举报的‘公款私存’和‘水库承包’两个问题，目前还在调查之中。”高安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欧阳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欧阳东表示，兰洪波在纪委作出调查结论后，仍将举报材料发到网上的方式不妥。
9月7日，周爱国对市纪委正在调查的“公款私存”和“水库承包”问题作出回应。举报材料称，大城镇将高达118万多元的资金存在镇政府机关出纳私人存折上，没有入账。周爱国说这是“不得已之举”——因为当时大城镇欠外债，法院要来查账划钱，所以把钱存在出纳处，造成资金在账外运行。
举报材料里提到，大城镇曾将4个水库公开招标承包，总中标额为236万元。但实际上镇里只收到158万元，其余78万不知其踪。周爱国解释说，当时为了卖个好价钱，镇里特意请人来“托标”，所以实际中标的都是第二中标人。
“身为科级干部”的周爱国自称是“中国最小的官”，他承认由于自己理解政策的能力、执政水平有差距，“可能会出现违纪违规行为”。
“在乡镇基层，很多政策的执行都需要变通。”高安市委外宣办主任符成生说。高安市委副书记钟陈辉同样不愿对此事作出回应，“省领导对此事已经作批示，我们很慎重，不会轻易表态。”
此间法界人士普遍认为，举报人在网络上传播未经证实的材料可能需要承担侵权风险。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看来，这起“官告民”的案例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毛寿龙认为，作为举报人，一方面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反映情况；另外就是以个人署名方式，公布举报材料，将举报变成公共事件，“通过公开来监督各种职务行为，当然涉及个人隐私的材料除外”。
毛寿龙说，被举报的政府官员也有三种应对路径：一是私下里打击报复举报人；二是通过组织途径来解决。但是组织途径往往不公开，一些举报信息在系统内部逐渐被消化了。
毛寿龙说此案的意义在于，官员选择了第三种方法，通过法律途径来应对举报，这有利于举报信息和调查结果的公开，从而进一步约束官员，促进制度完善。“应该减少对组织途径的依赖，只有公开才会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毛寿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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