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0日，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在北京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吐蕃王族公元9世纪解体以后，藏区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大藏区”，达赖提出来要搞“大藏区”是别有用心的，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独立”，渐进式“独立”。
一九五六年四月，拉萨。陈毅副总理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共同举杯，为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畅饮。
“以戒为师”、“无戒无法”是佛教判别真假僧徒的根本准绳，藏传佛教格鲁派更以严守戒律著称。在《菩提道次第论》中宗喀巴大师说：“凡大乘者，若不具足菩萨律仪，则只属空名。”藏传佛教僧众守持的戒律种类很多，但其共同基础都是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四根本戒。僧人一旦违背这四根本戒律之一，就是犯下重罪。然而以“佛教领袖”自居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却屡屡犯戒背祖，仅以“戒杀”、“戒妄语”二戒略举一二。
首先以“戒杀”而论，上世纪50年代末，西藏反动上层为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和他们的专制统治，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而十四世达赖喇嘛正是当时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
叛乱武装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恶行，西藏的群众至今仍记忆犹新。80年代后期，达赖集团煽动拉萨骚乱，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除此之外，是谁在70年代中期派人暗杀了不听其指挥的“十三集团”首领之一的贡塘楚臣？是谁授意制定和实施枪杀理塘·阿塔的计划？是谁在90年代末期派人在功德林活佛家中将其刺成重伤？是谁扬言要“毁灭”赤江和松布两个年轻活佛的“生命和活动”？曾经是达赖集团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的其美泽仁称：已有10名藏人由于不同意达赖的意见而先后被暗杀。
再让我们看看达赖喇嘛在“妄语戒”上的表现。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签订后，达赖喇嘛发电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而1961年3月10日讲话中又说：“1951年逼迫处于软禁状况的我方代表，在完全按赤汉意愿写成的协议上签名。”1953年达赖撰文称：“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以来，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充分享受了自由平等的权利。”而1960年3月10日讲话中又说：“自从有了文字以来，我们藏族是一个自政自治的完全独立的国家。”
笔者脑海中总抹不去1954年跟随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去北京时，达赖喇嘛那种热情洋溢、充满敬意的举止。在敬献给毛主席的千幅金轮上写有藏汉文合璧的颂词：“伟大毛主席，光明如红日，普照各民族，永世照不息，谁敢来侵略，消灭侵略者，确保和平福，十方得光泽。”然而同一个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后却出尔反尔，妄语毁戒，大肆诬蔑攻击自己的祖国，呼吁所谓的自由世界联合起来阻止自己民族和祖国的发展。
众所周知，清初第五世达赖进京朝拜顺治皇帝，得到皇帝册封，在巩固祖国统一的同时，也使达赖喇嘛的名号和地位由中央政府予以法定，使西藏社会稳定下来，经济得以发展，因而群众感戴五世达赖，称之谓“伟大的第五世”。作为达赖世系传人，十四世达赖喇嘛竟然在1986年5月荷兰藏胞的集会上，公然指责五世达赖喇嘛：“披上一件满清皇帝的马褂，就高兴得不得了，真是丢人”，攻击五世达赖喇嘛朝拜中央首领是“建立了关系丢了脸”。这就是达赖的“真话”，也真实地自动招供了自己背祖叛教的嘴脸!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赖认为苏东剧变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机遇。1991年8月，他在法国和瑞士十分肯定地说：“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时间不会超过5年或10年。”1992年1月又说：“再过5年或10年，西藏就会实现独立。”时间进入1995年，达赖集团士气进一步低落，而达赖的神通却似乎反而有了提高，3月，他正式发表书面预言：“中国今年或明年要发生巨变”，8月，他更公然宣称：3月份我曾作过预言，现在护法神预言“1995或1996年中国将有大变化，而且是对我们好的变化”。西藏确实在1995年发生了“大变化”：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对口援藏”的政策，62项援藏工程绝大多数胜利竣工，西藏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了自治区成立30周年，年底又圆满地完成了班禅转世这一佛门盛事……社会发展是客观的，事实又是无情的，它给达赖的“神通”开了个大玩笑，这也许就是他违背“妄语戒”所应得到的报应。
藏传佛教的教规教义，其精神实质都贯穿着依律、诚信、平衡、均利、忘己、利他、和谐的基本要素，是两千年来佛教优良道风之所系，正己度人之所依。作为一名佛门弟子，理应用这些准则鉴别大是大非，精进宗教修为，然而在十四世达赖的心目中，神圣的佛教已经完全变成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和迷惑世人的外衣，足以说明十四世达赖在宗教上的虚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