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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光片羽的乐观
全园最高山峰不过15米，通常只在10米左右，匠师们善于在小尺度中造成山水相间的险峻、平缓、奇兀、幽深、开朗等境界……
争论还在继续，从部队转业到圆明园管理处工作的张恩荫已经和他的同事清理起西洋楼的遗址。厚厚的砂土和一排加拿大杨把今天圆明园为人所熟知的那些大石头掩埋得不留痕迹。加拿大杨是在1950年代由海淀绿化队所植，当时种树，是为了和园内农民争夺荒地，北方最寻常的树种因此种遍了昔日奇花异木遍布的皇家园林。
张恩荫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北京语言学院学汉语的法国留学生自愿参加大水法遗址劳动，外事部门如临大敌，调查出这个留学生不是敌特的时候，大水法的清理工作已经过半，圆明园的“废墟美”初具轮廓。张恩荫带着三个工人到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查阅有关圆明园的资料，拓印下黑白的《圆明园四十景图》，1979年11月份，一个介绍圆明园的图文展在大水法前举行，许多日后在“1583人倡议书”上签字的大人物第一次看到了圆明园盛时的图像。7000人参观了这次展览。
而3年之前，圆明园还是一片无人问津之所。圆明园管理处做过统计，半年之间开车到圆明园度周末的外国人有五百余位，同期到圆明园凭吊的中国人仅百余人。
1984年，福海及圆明园东部修复工程开工。北京市政府拨款675万，海淀区募捐1000万。在此之前，被称为“圆明园鼻梁”的福海是一片农民们垦殖的稻地。
动工之前，圆明园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如何解决因整修福海而失地的农民的生计？“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是“多方取计”的结果，由圆明园管理处和振海农工商贸有限公司(原海淀公社)组成。海淀区副区长杜辉亲任公司经理，原来在福海种稻子的农民则农转非成为联合公司的工人。
这年年底，胡耀邦在接见当时任《明报》社长的金庸时特意谈到“北京农民要修圆明园，先修一个什么主要是水面的园，占地两千亩，如果国家征地就要一大笔投资，农民自己修，基本不花什么土地征购费”，“修好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就有收入”。
同一年，圆明园学会正式成立，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把《圆明园四十景图》拍成照片，作为礼物赠送给刚刚成立的圆明园学会。
对圆明园的研究踏实地开展起来，汪之力等人在会刊《圆明园》上撰文，论证修复圆明园的可行性和实施步骤。
他们翻阅了国内各大图书馆关于圆明园的资料，从康熙乾隆年间工部料估所所辑19册《圆明园工程图》、18册《圆明园工程则例》到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的样式雷烫样、1933年北平工务局所绘三园实测图，得出结论，圆明园建筑工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复杂，造价也不像想象中那么高，因为它是为清帝追求文人的隐逸田园情调所建：
“圆明园建筑极少使用琉璃与斗拱，也不过多彩画，院墙多为白粉墙，有的就用虎皮石墙，柱高、开间与进深和帝王宫殿比，建筑尺寸要小，全园最高山峰不过15米，通常只在10米左右，匠师们善于在小尺度中造成山水相间的险峻、平缓、奇兀、幽深、开朗等境界……”
汪之力甚至估算整修所需经费和工期：整修经费为1.6亿元，工程如不间断，则工期预计10年。
此时看上去，圆明园的前景开阔而乐观。
“马蜂窝”，官员避之则吉
“圆明园是个马蜂窝，不动没事，一动就有麻烦。”
然而，北京市政治格局的变化轻而易举地打断了汪之力畅想的圆明园整修规划。陈希同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这位对建筑有特殊爱好的市长接替副市长白介夫，亲自担任的圆明园建设委员会主任。
当时，全国各地微缩景观风行。陈希同在圆明园西南角圈出一块地，计划以1:10的比例再现圆明园盛时全貌。
这个治园主张跟圆明园学会的思路相抵触。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在1980年代参加圆明园学会，他回忆说：“学会无法正常活动，中断了十来年。”
陈希同用筹集到的800万资金在圈地周围砌起一堵围墙，后因资金不畅，又在绮春园东南角建起占地3万平米的万春园别墅，以别墅的租售收入养微缩圆明园项目。1995年，随着陈希同入狱，“微缩圆明园”遂成为荒唐的前朝旧事，别墅和围墙是今天仅见的“遗产”。
在建“微缩圆明园”的同时，“绮春园开发区”大刀阔斧地“招商引资”。跑马场、图腾园、野生动物园、水上摩托艇、儿童游乐场、、西洋楼前抬花轿……形形色色的时代产物云集圆明园。一些近在海淀，远至门头沟龙泉镇、甚至内蒙古的单位、个人纷纷跟圆明园管理处搞“联营”。
群议蜂起，却不起作用。“这等于在凡尔赛宫唱卡拉OK”，“圆明园变成了海淀的游乐场”，尽管触怒很多人的神经，游乐项目只增不减，圆明园别有隐情。经过十余年的开发，“农转居”需要安置的居民已达一千五六百之众。海淀区每年补贴几百万。怎么能来钱，成了让圆明园头痛不已的问题。
北京的地皮越来越值钱，而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黄金地段，圆明园却颇为怪异地“闲置”了5200亩土地。人们发现，它的文化遗产、历史、旅游和土地等等价值，无一得到哪怕略微充分的体现，手中徒有沉重的负担。“这些‘联营项目’倒还好说，说撤就撤，最麻烦的是那些四不像的‘复原工程’。”在圆明园管理处工作多年的张恩荫说。
长春园与含经堂间的十三孔桥被内行讥讽为“空前绝后”、“中国第一桥”。该桥跨度较大，进行考古勘测的时候，在两岸发现了石墩，负责修复的工程队就想当然地认为遗址原本是一座石桥。经过几十年围湖造田，两岸的地形早已发生变化，着手复原的时候没有清理两岸基址就架起桥。事实上，那本来是一座在石墩上架起的木板桥。“猴顶灯一样，而且顶的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不用专家，有正常审美眼光的普通人都觉得反胃。”“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桥，当初的工匠要是敢造出这样的桥来，乾隆早把他杀了。”
张恩荫认为，当时的领导思路有问题，不从保护文物古迹上想办法去盘活园内一千好几百人的生计。
显然，“从保护文物上想办法”需要极高的素养和智慧，并且短时间内不容易奏效。
不动不修不变，本是次劣选择，此时却成了官员们的理性之选。早在整修福海时代，北京市建委就曾经告诫过为圆明园整修申请经费的海淀区副区长杜辉：“圆明园是个马蜂窝，不动没事，一动就有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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