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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央领导上课
1998年底，中国法院全面实行审判公开。这是肖上台后做的一件大事。
手持身份证的普通公民和持记者证的媒体记者走进了此前神秘的法院大院，当在法庭聆听控辩双方的交锋时，他们获得了完全崭新的体验。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曾说过，“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
肖扬应是深以为然，他说，公正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这些法治文明的常识性表达，常被法学者提及，但在中国最高司法官员口中说出此话的，肖扬是第一人。
一位最高法院法官说，肖扬这些年所做的，大多是现代法治中的常识性安排，但就是这些“常识”也是那么难以实现。“在这种环境下，他只能以客家人特有的执著和韧劲一点点地做。”有人这么说。
1938年，出身于广东河源县贫苦家庭的肖扬，天性中携着客家人强大的抱负心和宽阔眼界。他有客家人的坚忍，有法律人的自觉，也深谙中国现实政治规则。正是他当司法部长的第二年，他力推向中央领导举办法制讲座。
1994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上了首堂法制课。之后，中央领导听法制课成为制度。
次年，筹备第三次讲座时，肖扬向中央提出，希望介绍法律界最关注的依法治国问题，正是在这一次讲座的总结讲话中，作为最高领导的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
从此，法律实务界和法学界关于依法治国的探讨形成热潮，有关“法制”与“法治”的讨论成为思想界的焦点。
接近他的人这样解释肖扬的开明：他历经中国法治衰兴之路，他从开风气之先的广东起步，他爱好的法律史给他以熏陶。
有人说，他是在为开明思想和审判独立奋斗。也有人说，他太激进，太理想主义。
肖扬致力推进的司法专业化也招致非议。在任最高法院院长的第二年，1999年，最高法院广发英雄帖，从资深律师和学者中选拔法官。结果应者寥寥。
有人戏称，资深律师一个案子的律师费，抵得上首席大法官一辈子的工资，怎么可能看得上最高法院法官这种清淡之职？
作为中国的首席大法官，肖扬一个月的法官津贴是340元。
从社会法律精英中纳贤以失败终，但肖扬做成了另一件事——2001年起，初任法官必须以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前提。中国从此告别了以政治合格为主的法官任用标准。法官这一“党和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第一次有了专业方面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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