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颁奖。
吴征镒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征镒获得万众瞩目的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他说：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植物有24万多种，我国高等植物有3万多种。在这3万多种中，如果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国民经济上，那就很了不得了，这当中要做多少工作啊——他为植物续“家谱”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底生长有多少种植物，它们又都怎么分类？这看起来是个极其浩大的题目。但是，有一个人却不仅能说出中国国土上有31155种植物，而且能准确说出其中上万种植物的名称。随手拿来一株小草，或是拿来一朵小花、一粒种子，他张口便能说出这些植物是什么科，什么属。这个人便是荣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中科院资深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在他担任主编后最终完成的《中国植物志》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户口簿”，而他本人则被世界科学界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中国植物“活词典”
吴征镒似乎是为“揭秘”植物而生，在中国植物学家中，他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就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
吴征镒出访国外时，每到一处，都能准确辨认出当地的各种植物。1983年，吴征镒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安排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吴征镒认真观察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令英国人赞叹不已。在前联邦德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吴征镒一眼就能辨认出路旁树底下的植物。当地专家们惊叹道，这种奇迹般的观察力，若不是他在植物分类学上的坚实功底，简直是不可思议。另一次，吴征镒在日本广岛、熊本的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参观考察，同行们惊奇地发现，这位第一次到日本的中国学者，居然能把大部分植物辨认出来。问吴征镒原因，他笑着说，95%是因为看文献，5%不曾看过文献的是根据分类学的基础理论推断出来的。
吴征镒在世界科学界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这种赞誉来自于吴征镒对植物学研究的热爱和数十年的潜心积累。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吴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总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实实做学问。多年来，吴征镒有个习惯，就是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照相机，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就算是看上去很寻常的花草树木，也会仔细地拍摄下来。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资料室的一角，放置着植物学家们常年积累的中国植物卡片，其中，有3万多张是吴征镒1938年到1948年这十年间制作的。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吴征镒用自成一体的“蝇头小楷”工整地将各个植物的资料记录得详详细细。
中国首部植被专著《中国植物志》已成为举世闻名的植被专著。工作于1959年启动，1997年基本完成编写，2004年全部书稿编辑完成出版，历时45年。吴征镒1959年起就参与组织领导《中国植物志》的编著，1987年起又担任了《中国植物志》的主编。《中国植物志》共80卷126册。全套著作共5000万字，并有5000余幅图版，记载了301科、3409属、31155种植物。可以说，该书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建立了“户口本”，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
“摔”出中国新记录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多种环境下的野外考察。世界五大洲，吴征镒走过了除非洲以外的四大洲。吴征镒花甲之龄时还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80岁高龄时，吴征镒还去台湾考察植物。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让他最难忘怀的是西藏之行。
1974年，年事已高的吴征镒从“牛棚”解放出来。为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决定去西藏考察。两年之中，他两次进藏，前后行程两万多公里。由于高原缺氧的气候，吴征镒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坏，回来后牙齿完全变松了。组织安排他和进藏考察的助手武素功一同到青岛疗养。武素功回忆说：“这哪是疗养！吴先生让我把西藏的一大箱子材料和标本带去，一到疗养院，他没有会议、没有行政事务，一天到晚干得更欢了，连中午也不肯休息！”就这么“疗养”了1个月后，吴征镒编写了《西藏植物名录》、《西藏地名录》两部重要资料。在以后的3年时间里，他又完成了《西藏植物志》的主编工作。
西双版纳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吴征镒在野外考察的时候，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喜欢低着头观察植物。每逢雨季，吴征镒在红泥巴路上不知滑了多少跤。因此，大家送了吴征镒“摔跤冠军”的雅号。有一次，吴征镒考察云南文山西畴植物。在密林里他跌了一跤坐到了地上。同行的同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担心他跌伤了。吴征镒却不急于起来，左顾右盼，突然看见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细察看，认出是锡杖兰。有了“重大发现”，吴征镒对大家说：“这里有个植物，是中国的新记录。”
创新，是吴征镒科学研究的主线。吴征镒不仅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还阐述了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他的学术生涯也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缩影。
在中国植物学界，吴征镒第一次把海陆板块运动学说和植物进化联系起来研究。其后，他又把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的研究联系起来，对青藏高原地区历次考察的资料进行分析论证，从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资源学的结合点上，创立了一整套新研究体系。这一工作为国内外植物学界所瞩目，对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东亚植物分布现象及规律最全面和完整的分析，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系特征评定的重要标准。
1996年，吴征镒在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植物区，与泛北极植物区和古热带并列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吴征镒在80高龄时还提出了被子植物分类的“八纲系统”，颠覆了传统的将被子植物分成单子叶植物纲和双子叶植物纲的划分。人们折服于这位老人不竭的创新活力，吴征镒却说：“科学重在创新，要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径。”
植物资源“保护神”
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吴征镒是植物的“揭秘者”，也是植物资源的“保护神”、“开发者”。正是在植物分类学的基础上，吴征镒明确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
1956年，吴征镒便前瞻性、战略性地向国家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倡议。1958年，他与寿振黄先生又具体提出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方案，其规划和方案逐步得到落实，上世纪80年代云南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建立。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
新中国成立初期，橡胶曾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的重点物资。从1952年到1954年，吴征镒受周恩来总理的重托，曾多次率队深入云南南部实地考察，和罗宗洛、李庆逵院士等一起，从植物地理学、植物生理学和土壤学等角度解决中国大面积种植橡胶的技术问题，为在北回归线以北山地开辟橡胶宜林区提供可行性依据。如今海南和西双版纳已经成为中国的橡胶基地并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1958年首次在景洪勐龙选点，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为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和混农林生态系统的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吴征镒还很早涉足中草药研究领域，并提出中草药的保护利用。抗战时期，他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这本书记录着各种植物的产地、特征、品性，时有拉丁文穿插其间，对包括云南白药金铁锁在内的中国传统中草药进行了学名的考订。
“文革”期间，被关在“牛棚”里的吴征镒偶然得到一本“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后，就请朋友们帮他收集这种中草药的小册子。他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一边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把新中国的中药、草药5000多种，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重返工作岗位后，1983年至1988年，吴征镒组织了3个研究所的力量集体编著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上、中、下册)，计2278页，含植物药(由菌藻至种子植物)约6000种。该专著获199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吴征镒说：“科学就是深入到最复杂的事物中去，找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工作。我是搞植物学研究的，就要以植物为对象，深入进去，弄清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暂时没用、而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有用的。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植物有24万多种，我国高等植物有3万多种。在这3万多种中，如果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国民经济上，那就很了不得了，这当中要做多少工作啊！”
在吴征镒的倡议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于2007年竣工投入使用。该库的建立，使中国生物研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为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对国民经济建设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后半生落户“植物王国”
云南素来享有“植物王国”的美誉。吴征镒曾表示，他虽然出生、生长在扬州，但科研成果绝大部分是在云南完成的。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吴征镒受到云南省从上到下高度赞誉。对此，吴征镒说出肺腑之言，“我得到了这样高的荣誉，在我有生之年，将尽我的所能再作出一些贡献，以报答云南人民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38年，吴征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跟随西南联合大学考察团开始了“烽火中的科考”，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历时68天，行程3000余里。如今，吴征镒是步行团11名教师中惟一健在的。现在吴征镒能清楚记起只有在湘西桃源洞采到的一种大花、单叶的十字花科植物，是他到昆明后查出、最早由法国神父在贵州发现的“堇叶芥”，是中国特有植物。
多次实地考察，吴征镒被红土高原的山山水水、丰富的植物种类和复杂多样的植被景观所吸引，并坚定了立足云南、放眼中国甚至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吴征镒青年时代，正处于动荡年代，一直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直到解放后才成家立业，夫人段金玉小他10岁。1958年，42岁的吴征镒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植物王国”云南。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吴征镒，认为云南是边疆，条件自然比不上首都北京。而且，具有老革命资历的吴征镒完全可以走一条仕进之途，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
投身科学事业，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举家迁往云南潜心学术……国家利益从来都是吴征镒的第一选择。吴征镒回忆说：“我是看到中科院大局已定，我觉得可以到云南安心做点学问。”
吴征镒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班人，开展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化学、植物生理、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形态解剖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工作。吴征镒作为植物所所长，在自己进行科研的同时，为昆明植物所建所、建室做了大量工作。
年过九旬再上征途
2008年1月8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当胡锦涛总书记亲手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颁给年逾九旬、成就卓然的吴征镒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荣誉不仅属于我们，更是属于全体科技工作者！”对于年逾九旬的吴征镒来说，这是一个激动的时刻，更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从20世纪50年代起，吴征镒培养了大批植物工作者，为中国科学“出成果，出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86年开始至今，吴征镒带了20多个博士生。现在，他的这些得意弟子大多成了博士生导师。
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500万元科学大奖，他也要拿出一部分给他所在的昆明植物研究所做植物学的相关研究。
2006年，90岁高龄的吴征镒率领弟子着手整理研究我国清代著名的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开启了中国植物考据学研究的新篇。2007年1月，91岁高龄的吴征镒担任国家编纂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并且兼任《植物学分典》主编。吴征镒说，只要有生之年，他都要工作下去，他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希望这几部著作能够编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