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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特殊的照顾”
作为新崛起的阶层，新阶层的利益诉求有哪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给出的答案是，新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可归纳为五点：一是希望党和政府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二是希望降低产业准入门槛，民营经济也能进入到诸如基础建设、物流和股份银行等只向国企和外资开放的领域；三是希望享受和国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如获得银行信贷等；四是希望政府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五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如参加政协、人大等更多地参政议政，传达自己的呼声。
这一归纳与记者连日来对新阶层代表、委员的采访互为印证。如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我们不需要特殊的照顾，我们追求的就是平等的待遇，因为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平、公开、公正，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你追我赶，最后强者胜、弱者负。”
来自辽宁的政协委员王植时作了类似的表示，他说：“经济运行中没必要强调国有、公有、民营、私营、外资这些概念，现在谈起非公经济总是存在一些历史的偏见。”
新阶层人士对于公平、平等的强调既有历史的烙印，也有现实的阴影。如果说，此前新阶层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基本制度等方面，那么现在，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是相继出台的政策利好能够渐次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法律条文和运行细则。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的颁布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以及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税支持等七方面政策支持。
一年后，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龙之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坦陈，全国工商联调查结果显示，“非公36条”贯彻落实主要存在四处问题：一是还有一些部门的配套措施尚未出台，社会对此热切期盼；二是有的配套措施缺乏必要的力度，措施不到位；三是有的配套措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性规定非常苛刻，不利于今后相关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四是部分配套措施虽有了文件，但在具体执行中很不到位，一些配套措施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阻力。
造成新阶层尴尬处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分权改革合乎逻辑的结果，有损于相关政府部门利益的大政方略欲落到实处，仅有中央政府的决心是不够的，长期形成的行政垄断以及由此管制权力而来的在位利益会在具体环节中转化为难以胜数的障碍。
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街上随机采访了13个人，没有一人知道什么是新阶层。当被告知后，他们有两个好奇：一、这次两会，新阶层代表委员主要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是不是主要想反映自己本阶层的利益？二、这些新阶层代表委员是通过什么程序选出来的？经济实力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总裁严琦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有如下的对话：
记者：“扪心自问，您觉得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从内心深处想为老百姓说话吗？”
严琦：“可能有人说，我是在作秀。但是真的，我真的是在为公众说话......”
记者：“您的提案比较多，11件。当中没有谈餐饮的？”
严琦：“没有。有一件提案，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我后来还后悔，别人会联想到陶然居的新农村建设基地。”
记者：“对个人来说，开全国政协会是个‘给自己’说话的机会，尤其是你们这些新阶层委员中的老板。”
严琦：“我承认是机会。但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不是个人的.”
记者：“但是我注意到，您和许多新阶层的委员一样，发出了很多名片，这也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企业打广告啊。”
严琦：“到处发名片，不影响我们为公众说话，那是另一码事。”
社会民众对于新阶层并不太高的评价是新阶层尴尬处境另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长年从事统战工作的陈喜庆表示，“社会阶层具有多面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他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新闻组副组长邬旦生表示，之所以在新阶层代表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中强调社会责任，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社会财富，他们安排了大量的就业的机会，但是一方面社会对他们不理解，他们自身也感觉到关于社会责任的话题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
陈喜庆指出，新阶层人士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内部构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在少数人中还存在着某些缺点、错误、甚至严重的不法行为，如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近年来部分落马高官身后，常常有某些新阶层人士的出现，因此，中央强调，既要充分肯定和发挥新阶层的重要作用，又要加强教育引导。
当然，权利应该与责任相对等。尽管新阶层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不公平，但是，诚如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官员所指出的那样，新阶层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特别是其中的私营企业主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造成了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因此，他们有责任、有能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作出更大的贡献。
“贾庆林主席提出引导新阶层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作为民营企业家，我认为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把企业做大做强，二是关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全国人大代表、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金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过多年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通过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民营企业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帮助农民致富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和态度有了质的提升，相信随着各项政策不断落到实处，民营企业还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条：一是自身的问题，应该承认，民营企业家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二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规范、保护还有不足之处。当然，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主张为民说话、替民解忧，把真实的社情民意反映上去。要时刻牢记身份，遇事多看、多听、多想，多下基层做调研，从群众那里发现问题。每个代表心里都有杆‘秤’，占着位子不干事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形势确实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随着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提高，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更趋积极。
作为湖南旅游业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两会的凤凰古城旅游公司董事长叶文智代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新阶层的一员，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响应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环境保护这一块的政策。旅游产业的特质就是保持旅游产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旅游景区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将产业的发展方向和企业发展方向紧密结合。”
解决新阶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只是就事论事，从本质上来说，新阶层与既有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根源就在于他们之间利益分享的不平等。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建议，“在充分关注新阶层政治诉求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为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拓宽参政途径，保证他们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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