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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部分西方媒体对中国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的新闻报道，其背后是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等深层次的原因的，
记者：其实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应该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准则，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除了这次拉萨事件以外，在以往的一些新闻报道中，西方媒体对我们国家的报道也有失实的地方，那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喻国明：因为西方媒介一贯是以西方价值中心论作为它图解、理解世界，观察世界的一个基本的把关标准，审美标准，是非标准，所以出现一些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一些意识形态跟它不同的国家的一些角度上的、逻辑上的这种差异本身，其实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对发展中国家和对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一种双重标准实际上是他们始终都存在着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法国，前不久法国骚乱的时候，法国作为他们的西方盟友，他们对于那个骚乱的群众直接指称的就是暴徒，对于政府本身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他们都是持宽容和积极的态度，但是对于在我们中国西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明明是暴徒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伤害老百姓的生命，袭击各种各样的店铺和国家机关，这样的一种明显的犯罪行为本身，他们的这种指称可能明显是跟法国的骚乱报道当中他们的用语、他们的逻辑和他们的倾向明显是不同的。
记者：类似拉萨事件这样的一些失实报道，这次不是第一次发生，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那么以后在面对类似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民众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
喻国明：对于这样的一种歪曲报道也好，失实报道也好，我想我们中国的公众包括政府在内，我们的心态要更加理性，仅仅情绪化的反应，仅仅说对方是诬蔑，对方是造谣本身我觉得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国际的传播领域里面，西方媒体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规则，以及它所占有的份额，基本上是由西方媒介它的文化，它的价值观所构成的，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因此，我们如何来打破这样的一个西方媒介的这种话语霸权，我想用多种多样的方式，第一就是我们自己媒体的声音，要逐渐随着我们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的增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要动员多种多样的社会力量来进行公民外交这种渠道，因为传播本身并不一定仅仅是通过新闻媒介来传播，公民之间的交往，学者之间的交往，社会各个行业之间的交往同样也是传播构成的最重要的要素，这种公民外交事实上现在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形成它的这种压力也好，形成它的影响力也好，其实有的时候比政府外交可能起的作用还要大。
尹韵公：我们也要学会利用现代最新的传播技术，比如说互联网，以后手机还会发展，你看我们也可以像很多中国人，比如像今天的加拿大和德国的留学生一样，他们会自发地出来表达对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中国这种抗议，利用这种方式来展示我们中国，真实的中国。
面对此次在拉萨事件中，部分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也许法国的《欧洲时报》21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文章说：如同炒作“中国威胁”“中国间谍”“中国玩具”“达尔富尔”等议题一样，进一步暴露出深藏于西方舆论之中的一贯的、对待中国问题的双重标准。
新加坡《联合早报》同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也指出：很多西方人为骚乱者寻找开脱之词，甚至予以合理化和正当化，但事实上，“藏独”势力早已将自己的动机广告于天下。
最后，我们以“反CNN”网站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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