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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中国人权专家在京举行座谈会，强烈批驳大赦国际近日发表的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
4月8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陈士球在座谈会上发言。当日，中国人权专家在京举行座谈会，强烈批驳大赦国际近日发表的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
中国人权专家8日在京举行座谈会，强烈批驳大赦国际近日发表的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专家们认为，在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和奥运举办前夕，大赦国际发表颠倒是非的涉华言论，就是要与达赖集团以及境外“藏独”分裂势力相呼应，破坏奥运会在中国的顺利举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障碍。
在中国人权研究会举办的“批驳大赦国际报告”座谈会上，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陈士球说，一些西方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对于中国的飞速发展，他们“心里不乐意，看着不顺眼”。因为他们始终反对中国，所以也不甘心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
陈士球说：“大赦国际选择在奥运前夕发表报告，就是要假借维护人权的口号，来污蔑破坏中国的形象，以达到破坏中国和平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目的。”
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熊蕾说，对大赦国际需要普及基本的人权知识。大赦国际在报告中提出中国镇压西藏“抗议人士”，但事实上，这些“抗议人士”根本不是什么“人权斗士”，而是实施打砸抢烧杀的刑事犯罪分子，是危害人权的人。同样，搞民族分裂的也是刑事犯罪分子，也和人权问题搭不上钩。
“任何一个以保护人权为己任的政府都有权对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法律制裁。”她说，“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人权。”
熊蕾指出，从1932年刘长春只身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到2008年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中国从昔日饱受屈辱的“东亚病夫”成为今日的东方巨人。中国人民正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才最终获得参与并举办奥运会的权利，这既是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写照，也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践行。
“中国人民有权利享受奥运的节日，但我们的权利却没有得到一些人的尊重，甚至还受到无端的指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人权研究会顾问刘海年说，大赦国际一面打出维护人权的旗帜，一面又对达赖集团和境外“藏独”分裂分子策动的暴力行动闭口不谈，这种双重标准将引起所有善良的人的反感。大赦国际的报告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北京奥运会挂钩，既不符合奥运和平、友好的精神，更伤害了13亿中国人的感情。
针对大赦国际在最近攻击中国的材料中集中谈论的死刑问题，刘海年说，在原则上，中国法律对死刑的规定与联合国有关公约相一致；在实践中，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没有废止死刑。中国在保留的基础上减少死刑的实践，是由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国情决定的。
据刘海年调查，中国自2006年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全国死刑判决的总体数量减少，判处死刑的有二分之一改为死刑缓期执行，而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判决中有99%的人最终没有执行死刑。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杨成铭说，大赦国际在3月31日发表的报告与其他一些外国人权机构和组织发表的报告相似，都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首先，这些报告都误认为，只有给中国施加压力，中国的人权状况才能得到基本改善，实际上，中国选择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当代中国法制的宪法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中国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其次，这些报告篡改了奥运会的作用和功能，把主办国的人权状况改善与否作为衡量奥运会是否成功的标志，这与奥运会本身的宗旨不相符。
针对大赦国际报告指责中国对来华参加奥运会报道的2万多名记者实行注册登记制度，杨成铭指出：“这种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北京奥运会的记者管理做法完全遵循国际奥委会制定的惯例。”
杨成铭说：“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对中国人权的一再做法表明：他们并不想和中国人民一起通过国际国内两个平台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权，而是要挑起对抗和矛盾。他们妄图把涉华事务‘奥运化’，把奥运‘政治化’，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妖魔化’。”
杨成铭强调，任何尊重事实和有良知的外国友人，包括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良性发展表示认同。今年4月3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一些媒体和机构，包括大赦国际组织，声称奥运会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变得更差，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大赦国际的报告提到中国在奥运举办前夕加强对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审查。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法规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王四新说，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建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建设“村村通”工程，正在努力拓展公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提升公民言论表达的水平和质量。中国的互联网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大赦国际的评判是武断的、霸道的，带有强烈的偏见。”他说，“这反映出一些西方国家无视他国的国情、经验和民众接受程度，把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别国之上的自大心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罗艳华指出，客观评价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既要纵向回顾这个国家的历史，也要看这个国家是否从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权利都获得发展。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立足于自己特有的国情，一直在人权问题上强调生存权，着力解决贫困问题。
“过去20年，全世界脱贫人口中中国人占了四分之三。”她说，“中国在帮助全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方面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可一些西方媒体和组织却对此视而不见。”
她强调，任何国家的人权发展进程都是自发的、循序渐进的，不是外来强加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西方一些人权组织真想帮助一些国家改善人权状况，应该认真研究一下这些国家需要什么，并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人权理论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张晓玲说，近年来，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有目共睹，主要体现在六方面：建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保障人权的基本法律制度；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加强人权的司法保护；重视对特殊群众和弱势群体的保护；采取多种模式消除贫困；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她认为，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人权的政治宣言和发展纲领。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确立的人权保障制度，将为我国人权实践提供根本的保障。
面对大赦国际的报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应继续走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情，实现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向世界呈现中国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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