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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的今天，如何有效驾驭金融工具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这对王歧山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挑战
他是中国高官中少有的拥有丰富金融实践的实干派，低调，干练，雷厉风行，并拥有多次“救火经历”，被誉为“救火队长”。今天，中国金融调控和对外贸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他再次临危受命，去探索一条既控制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增长的光明之路。
今天，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国务院副总理们正好履新一个月。
3月1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当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提名，投票表决王岐山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王表情平静。
自去年10月被擢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一刻起，关于这位政坛明星的仕途，外界的“预期”一直不断，而其“版本”却是惊人地一致。那就是：他是中国高官中少有的颇具金融实战经验的实干派，行事低调，作风干练，雷厉风行。他是中国高官中少有的工作经历复杂，并具有多次完美“救火经历”的“救火队长”。在中国金融调控和对外贸易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形势的今天，他将是出任主管金融和贸易的副总理的不二人选。
后来王的分工与“预测”完全吻合。在2008这个被温总理认为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头，这位60岁的新科副总理再次临危受命，在通胀和增长之间寻找光明之路。
从“史学家”转向“金融家”
王岐山这位早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的传奇人物，为何中途转型，从历史的“故纸堆”转向“经世致用”的金融学，外界至今知之甚少。
有一段简短的履历这样记载：1979年底，31岁的王岐山从陕西省博物馆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继续从事自己的“老本行”。然而，在他完成《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记》的编纂工作后，突然对现实经济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不务正业”地写起了经济学方面的论文，研究资金和预算。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文章竟然被“一些高级领导”看到，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这是王岐山的金融才干首次崭露头角。
他的命运自此发生转折。1981年，随着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纸调令，王岐山彻底脱离历史，开始从事极具现实挑战性的农村政策问题研究。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开始了“金融家”生涯。从这里起步，他又实现了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前身)副行长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人生跨越，历时仅4年。
首次“应战”高通胀
对王岐山而言，人生充满了机遇，更充满了挑战。1993年，正是中国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开局之年，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突然来袭。这一年，一轮强劲的经济过热风潮在全球兴起，为遏制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美联储在1994-1995年的一年间，接连6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994年的3%提升到1995年2月的6%，为历史罕见。
中国国内经济周期不幸与国际经济周期发生重叠。过热的基建投资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而粮食的减产更是让形势雪上加霜，人们再次萌发了抢购商品的冲动。1993年5月，世界银行向中国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这一切，预示着一场猛烈的通货膨胀即将来临。
时年45岁的王岐山正是在那时走向更多人的视野。1993年6月，王岐山正式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在这里，他必须应对人生的第一场严峻挑战。
为配合中央应对此轮通货膨胀危机，从199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采取一系列货币紧缩措施，大幅度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1993年7月11日，央行宣布加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从两个月前的9.18%骤然提升到10.98%，此次加息周期间隔时间之短、幅度之大，创下了历史之最。与此同时，央行还在全国范围内清收超过限额的贷款，削减基建投资，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
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的数据显示：到1993年7月底，央行收回的拆借资金达332亿元，增加储蓄405亿元，通货膨胀开始得到有效遏制。“王岐山当时作为朱镕基的得力助手，不仅经受了考验，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做事果敢、雷厉风行的风格，也为自己积累了应对通胀的宝贵经验，这对他日后被委以重任非常关键。”3月13日，经济学家谢国忠对南方周末记者回顾。
组建中国首家投行
1994年，王岐山回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担任行长兼党委书记。直到1997年，王岐山一直在这里度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尚处于破冰期，银行事关国家经济命脉，一直受到政府最严厉的管制。但王岐山却选择在此时做了一件“最先吃螃蟹”的事情。他多方奔走，最终说服政府高层同意与国际上最知名的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合资组建中国第一家投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在此过程中，王岐山结识了包括现任美国财长鲍尔森在内的一大批国际著名金融机构的领袖，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今天，注册资本已达1.25亿美元的中金公司已成为国内最负盛名和最具实力的投资银行，并成功举荐了一大批巨型中资公司在海外上市，为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和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更大的考验和挑战还在后头。
铁腕处理广国投破产案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是他选择了历史的话，这一次，却是历史选择了他。中国金融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把王岐山这个名字推到了前台。
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内地最大的窗口信用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国投)因严重资不抵债被中国政府宣布破产倒闭。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界。此前，广国投及其下属三家子公司在没有得到政府担保的情况下，向境内外多达一百多家金融机构大量借贷。后经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审计，广国投总资产214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7.45亿元。这其中，境外债权人数超过130家，金额近160亿元。
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正式宣布关闭广国投。并决定：对广国投登记的境外债权人和自然人债务予以优先偿还。然而，在广国投的全部债务黑洞被完全掀开、债务规模远远超出中央政府最初预料之后，为了严肃整饬金融秩序，中央政府痛下决心，决定让广国投彻底破产，以儆效尤，并按照国际通行的破产做法，对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不再对境外债权人的债务予以优先偿还。这意味着，这一百多家境外债权人将自食苦果，其贷给广国投的巨额资金将血本无归。
这一决定宣布后，世界哗然，广东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国际压力，很多境外债权人更是大为不满，甚至扬言要状告中国政府。一场事关中国政府信用的危机在全世界蔓延。在此紧急关头，已在金融领域初露锋芒的王岐山被紧急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全世界的金融界都在关注着王岐山，而王岐山深知此次困境非同一般。首先，长期以来，很多外国债权人认为，借给广国投的钱，就是借给广东省政府的钱，应当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政府最后应当负责偿还。此前，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国农村发展信托公司破产案时也是优先偿还外国债权人债务的。其次，广国投债务规模之巨，债权人数量之广，前所未有，几乎囊括了当时国际最知名的金融机构，影响极其巨大。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信用，给中国企业日后的国际融资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面对复杂形势，王岐山采取了一手硬、一手软、当硬则硬、当软则软的策略和方针。王岐山抵达广东后，一方面，态度坚决地表明“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境外债权人如果愿意打官司，我们将奉陪到底”。
另一方面，王岐山耐心做好说服工作，向债权人反复解释：“广国投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信用，可以称为‘窗口公司的信用’，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窗口公司信用’的内涵，早已悄悄发生变化，政府背景早已被稀释，接近于零。”而且，中国政府对广国投依法实施破产，正是为了整饬信用环境，严肃金融秩序，真正按商业规则办事，为外资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
王岐山的努力没有白费，多数欧美债权人最终与王岐山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广国投的破产说明，中央政府决心严厉处置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致力于金融改革，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中国防范源于国内的金融风险，对其日后在中国的投资会更加有利。
2003年2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历时4年的广国投破产案已经审理终结，广国投的破产清偿率为12.52%。至此，这宗建国后最大的国企破产案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王岐山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不仅捍卫了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威信，也避免了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界信用等级的恶化。
事后，在总结这一“经典案例”时，王岐山把广国投破产案这一重大决策比喻为“揭房顶，开窗户”之举，为全面化解金融风险“杀开了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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