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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们塘沽四中的同学们随着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大潮,来到了著名的“山药蛋派”大作家赵树理的家乡,山西省沁水县插队落户。
不愿舍弃的“千层底”
一开始,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叫固村的小村庄,那里山清水秀,美极了。我们天天跟一群老大娘、小媳妇在一起干活。
当时女同学们穿的都是塑料底条绒布鞋(商店也只卖这一种女式鞋)。虽然固村山清水秀,可是出门就爬坡,平地没有山地多。塑料鞋底非常滑,每天出门都得摔几个跟头,滑倒几次。
秋天来了,在西坡地里收玉米,我们常常摔得叽哩咕噜。有一次,只见一个叫小娥的大娘和其余几个大娘看着我们脚在嘀咕,当时也没有在意。过了几天,5双白千层底、黑布面的布鞋被几个大娘送到了我们的手上,千层底上针脚密密麻麻,是用麻绳纳的,帮子上用黑色土丝线绣成了云字勾,整双鞋像工艺品一样,我们看得爱不释手,眼里却噙满了泪花,却连个谢字也没说出口,只一个劲儿地想往大娘们怀里扎,穿在脚上,不大不小,不肥不瘦,别提多跟脚了,踩在地上,就像是穿了钉子鞋,为了不摔跟头,转天我们就穿上了,爬坡下地,挑水担柴,再也不打滑了。
那双布鞋一直伴了我在农村的几载,后来选调了上县城当了工人,我也没有舍得丢掉这双鞋。再后来返城回津了,这双发白了的布鞋也被我带回了塘沽。直到1990年代搬家,鞋不知怎么的丢了,此事让我痛悔不已。每当我在超市里看到各式各样的鞋时,都会想起那双在插队的日子里小娥大娘送给我的那双千层底布鞋。
插队圆了“教师梦”
我从小就有一个志愿,那就是当老师。因念高小时班上来了一位张姓男老师,他知识渊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文数学,没有他不知道的。我在学习上有了什么难题,找他肯定能得到解决,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我崇拜的对象,至今我还时常记起他,仍然清晰地记得站在讲台上朴实干练的他经常爱穿件家做棉衣,也是从那时起我渴望成为一名老师。
我是69届初中毕业生,那时正在大革文化的命,在学校没有学习到什么知识就毕业了。关于我们的毕业去向,上面会首先抽一部分平时表现好的先留城。当时我表现不错,还一直担任班委,就被当时的小教系统选中,心想就要圆教师梦了,非常高兴,夜不能寐。可是风云突变,在梦想就要实现的时候,我的名额被一个工宣队的子女顶了下来,当老师的愿望像泡泡一样破灭了。
在山西沁水插队落户什么活都干过,上山锄玉米,下河垒河坝,加工厂里轧棉花,就在快要放弃自己的“教师梦”的时候,转机出现了。第二年夏天的一天,公社教育办公室通知我当代课教师,民办的,一个月28元钱,还报销医药费,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让我高兴了好几天,尽管当时校长通知我上课的地方是在的离公社20里地以外的叫上栢候的小村子,当的还是复日制学校的代课老师。
走马上任那天,我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但一点也不觉得累,而且两旁的山似乎也高了,水也清了,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好像都在为我高兴。到了学校一看,哪叫学校呀,教室是两间用旧时破庙改建的,课桌只有10几套还歪歪扭扭的,20几个学生,还被分成分成一、二、三三个年级。上课方式只能是一个年级上课,另两个年级写作业,经常是上完了这个年级的语文课,又开始讲另一个年级的数学课,一个星期只有两节课是20几个学生一起听课,那就是体育和音乐课。但是对于这份工作,我却非常认真。每天晚上,我都会在煤油灯下写教案备课,演习着转天要上的课,我体会到我就是一个老师了。
鸡叫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上学的孩子先后来到学校,找到各自的座位坐好,这时的我走上讲台,拿起了教鞭,一种自豪感便涌上了心头,好像我要告诉全世界:我是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