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周翠兰在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钱，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失主则坚称丢的是8200元，反把周翠兰和一名目击者告上法庭，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据悉，失主曾在第一次报案时说丢了4200元。由此，淮阴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经过法庭调解，原告现场撤诉。——《北京青年报》

　　【法律的无奈与道德的缺失】

　　这是一场迟到的和解，无论是“豆饼老太”周翠兰，还是失主周继伟都经历了彼此的“被伤害”。因为，我们发现法律事实上有着它自己的盲区，从1700元到4200元再到8200元，双方之间的纠缠，其实都是缘于取证上的艰难。因为，我们无法证明，失主周继伟到底丢了多少钱，也更无法证明“豆饼老太”周翠兰是确实只捡到了1700元，还是另有隐情。

　　法律不会使嫌疑人自证其罪，但却不妨碍当事人之间的恶意推断。可是在道德层面，我们却希望每个人都拥有良知与善意。由此，问题的矛盾在于，法律在此时已经无法还给周翠兰她所要的清白，而对失主周继伟来说，通过法律索要他所称的全部资金也是枉然。由此，通过法庭调解，原告现场撤诉，其最终形成的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

　　那么，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呢？恐怕还是回到咱们的“仁、义、礼、信”上来。我们都知道，社会的风气与氛围是会感染人的，从而以外在的力量来影响人的行为与思考。日前，杭州有一患冠心病的老人，在路上昏倒没人敢去扶，结果错失救助时机死亡。原因就是路人怕“越帮越麻烦”和“多管闲事而被讹上”。路人的这些行为，不应单纯的做道德谴责，是因为有着诸多前车之鉴做了反面教材。

　　由此，通过这些案例可以发现，要想保证“最好的结果”，前提条件就是社会上有着一种行善事有好报，或者最起码不会遭诬陷与勒索的氛围。否则的话，人人都会因为过于理智而变得冷漠，那么，我们所提倡的互帮互助最后只能沦落为爱莫能助了。由此说来，这却是“最坏的结果”了。(王海越)

　　【呼唤健全招领机制】

　　“捡金案”频发，一次又一次地触动公众敏感的道德神经，有的痛斥“失主薄情寡义”；有的同情“拾金不昧的委屈”。人们在用道德审判的同时，也在呼吁法律救赎。但不论是道德审判，还是法律救赎，都是被动的“亡羊补牢”，除了诱发公众消极的“道德自闭”心理之外，还让拾金不昧者付出了不必要的成本。因此，在笔者看来，我们与其在道德和法律层面上争论不休，倒不如在健全拾物招领机制方面多想些实在的办法。

　　拾金不昧是道德，更是一种责任。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路不拾遗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据说在唐朝，有一个生意人，途经武阳不小心丢失了衣服，他走了几十里后才发觉，有人劝慰他“武阳路不拾遗，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人回去果然找到了衣服。可在交通和信息发达的现如今，路不拾遗显然并非是帮助失主寻物的便捷方法。相比路不拾遗的“君子做派”，拾金不昧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做法，我想，这也是一个现代公民责任感的体现。

　　关键是，在拾金不昧这种公民责任感的背后，社会保障机制也要及时跟进。实际上，很多地方并没有规范的拾物招领机构，一直以来，只有“拾到东西要交公”这么一个模糊的潜规则，“公”是什么？学生把捡到的硬币交给老师，认为老师就是“公”；有人把捡到的钱包交给警察，警察就是“公”；有的则随便找个“公”；更有甚者不找“公”，直接面对失主，结果有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因此，弘扬拾金不昧的行为，社会还要为此建立起一种负责的机制。有了健全规范的招领机构，一方面，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发布招领信息，为失主寻物提供方便，从而保护失主失物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拾金不昧者的付出做相应的补偿，从而保护拾金不昧者的善心。一句话，拾金不昧的道德观在发展，相应的社会机制也要与时俱进。唯其如此，“捡金案”的道德纠纷才会越来越少。(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