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心的是农民工欠薪

　　记:这几年，您跟农民工有很多交流，对您触动最大的是什么?

　　胡:欠薪。这也是农民工反映最多的问题。他们经常发信息问我，我拿不到钱了，怎么办啊?有个农民工告诉我，昨天上班老板还在，今天上班，公司门都关了，老板人也找不到了。

　　毕竟我也是打工过来的。打了一年工，到了年底，想回家跟亲人团聚，却拿不到钱回不了家，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今年的建议也涉及这方面内容，希望这一局面能有所改善。

　　记:您被欠过薪吗?

　　胡:我没有被欠过薪。在2002年之前，我也是频繁跳槽，但就算是跳槽，我也要先领到上一份工作的薪水再走。

　　“二代农民工”值得我们学习

　　记:您如何看待“二代农民工”?有人说他们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么吃苦耐劳了。

　　胡:不能一概这么说，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也跟很多“二代农民工”一起生活工作。我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老一代农民工学习。比如，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纳很快，他们的维权意识很强。

　　确实，老一代农民工们也有很多优点值得他们学习，比如奉献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可否认，很多“二代农民工”是肯埋头苦干的。

　　“二代农民工”的确跟我们有很多不同，比如他们的消费观念就不一样，他们舍得花钱。但总体说来，我们是各有所长，互相取长补短吧。

　　经常和其他农民工代表交流

　　记:在这次大会上，您还将提交什么建议?

　　胡:除了治理欠薪方面的建议，还有有关整合农民工培训资源以及农民工社保、医保方面的建议。社保要求连续交满15年才可以享受，但是我们农民工群体流动性比较大，很难在一个地方居住15年，那可能永远都不能享受社保了。

　　记:您在提交建议议案的时候，会和其他两位农民工代表交流吗?

　　胡:当然有交流。在参加人代会的过程中，我和重庆的康厚明、上海的朱雪芹都成了朋友。我昨天还和朱雪芹交流过，她问我有什么建议，我也问她有什么建议，然后我们又问康厚明有什么建议。

　　我们平时也有交流，有时用电话，有时在网上，除了日常的问候，拉拉家常，我们也会对某些农民工问题交流看法。虽然我们都是农民工代表，但是关注点还是有很大不同。比如，康厚明所在的重庆主要是输出农民工，我所在的广东主要是输入农民工，朱雪芹的上海主要是外资企业，不是劳动力密集的企业，跟我这里又有区别。尽管如此，我们的交流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人大代表有职无权”是误读

　　记:您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公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待?

　　胡:我在企业里就是一名普通员工，不是高层领导，没有任何特权。

　　我给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在8小时之外，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要听取农民工的意见，为农民工代言，但在工作期间，我就是普通员工，就要遵守公司的各种规章制度。

　　能不能摆正心态，摆正位置，这也是能不能做好一名人大代表的基本标准。

　　记:有媒体报道说，您曾经说“虽然是人大代表，但职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是有职无权，有时只能干着急。不能指望一个代表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说法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有不少是批评之声。对此，您如何回应?

　　胡:我被冤枉了。我当时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人大代表都不是专职的，而是兼职的。人大代表是集体行使职权，也就是说，集体有权，个人无权。再说，人大代表的确不可能直接处理和解决问题，而只能是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人大代表最大的权力，应该是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