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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毓宝 荣获的“中国金唱片奖”
口述天津[开栏语]
一个城市的历史不仅存留在文件、书籍、报刊、影像资料中,还存留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
19世纪以前,口头传说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直到德国兰克学派兴起,档案库的资料被看作最可信的记录,口述资料才遭到冷落。但是20世纪初,兰克学派开始受到各国史学家的批评,口述资料又重新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经历者、实践者和记录者,只不过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记录方式。有些人选择了纸笔,有些人选择了照相机和摄像机,而有的人则选择了回忆。
启动回忆,重温历史。为了让渐渐模糊在脑海中的往事再度清晰,今天起我们推出“口述历史”栏目,在我们的城市中寻找80岁以上的老人,听他们讲述半个世纪前,甚至更早的天津故事。也许只是某历史事件的一个侧面,也许只是某行业的一个缩影,也许只是某年代的一点特殊经历,但他们必定都是当事人,他们必定都是亲历者。
如果您恰好是8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您有半个世纪前的故事要讲给读者听,请您赶快与我们联系。
如果您的身边恰好有一位80岁以上的老人,而他(她)曾经经历了某个历史事件,也请您赶快与我们联系。
口述历史——记录天津平民自己的城市脚本。
老者的记忆往往是对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最忠实的记录。因为他们从那时走来,经历过、感受过,保存了一份自我的认知,而在这份记忆中,常常能让我们看到在那段不为我们所经历的时代中,不为我们所知的岁月和故事。因此,为那些生活在天津悠长岁月中的老人们做口述史,尽管他们曾经的社会角色不同,拥有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岁月传奇,但他们在人生暮年讲述的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往事,都会成为关于这个城市渐渐消失的记忆。
就像今天为我们口述天津时调的王毓宝,这位84岁的老人虽然是一位著名的时调表演艺术家,但她所讲述的关于自己的从艺的经历、当初登台表演的故事,以及那时天津曲艺艺人的生存状况乃至时调的产生及衍变,都能折射出旧时天津的社会景象,这是天津卫曾经的样貌和味道,也是一座城市已经远去的岁月和身影……
口述者:王毓宝(著名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 年龄:84岁 口述时间:2010年3月10日
罗祖诞辰去“走票”
一九二六年,我落生在天津市河北大街石桥西胡同的一家手艺人家里。父亲叫王振清,是油漆匠人,成年累月为一家八口人的生活操劳。他不吸烟,不喝酒,就爱演唱靠山调。一到夏天的傍晚,吃过晚饭,他就约上三五个老友,在自家附近的道边巷口摆上桌椅,泡上大叶清茶,一面品茶,一面弹弦歌唱。唱到好听的地方,不仅引来街坊四邻,连路过的行人都停下来听。听的人多,他唱得更加起劲。父亲的这一嗜好影响了我,那时我才五六岁。一到晚上,只要父亲准备出去乘凉,我就忙着端凳子、摆茶具。然后听他们唱,自己也学着唱,这样就打下了演唱时调的基础。我的嗓音天赋条件比较好,加上父亲的调教,能把不同的曲调唱得恰到好处。因此,父亲常常叫我当众“票”一曲,我也从不怯场。
早年,像我父亲这样的一些手艺人,唱时调是业余消遣,就是所谓的票友性质。凡地方上有什么民俗活动,亲朋好友中有什么喜庆集会,邀请他们出场,他们就去,行话叫“走票”。我八岁时,父亲就开始带着我一同“走票”。 我父亲带我“走票”,纯属应酬或义举。天津那时的民风,农历七月十三日是罗祖诞辰,十五日是盂兰盆会,都少不得请业余时调歌手去“走票”。罗祖,据传为剃头行业的祖师爷。罗祖诞辰,全行业大都歇工半日,除吃捞面以外,还要邀请票友唱时调,所以这一天大小剃头房和剃头棚都传出唱时调的声音。到俗称“鬼节”的盂兰盆会的时候,地方执事们就出面张罗,在河北贾家大桥,浙江义园前,夜间放河灯,烧船纸码,请和尚念经超度孤鬼亡魂,同时邀请时调歌手“走票”,轮流演唱。
园子里的“规矩”
我正式登台演唱时调,是从十三岁开始的。这时已经不是单纯地出自爱好,而是迫于生活,挣钱帮助父亲养家糊口。我父亲对时调虽然是业余爱好,但却热心教徒授艺,先后教过五个徒弟,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都用“毓”字排名:王毓珍,二毓宝、王毓宝、魏毓环、王毓儒。二毓宝本名刘惠云,幼年曾学评戏,我们两家从父辈起便很熟。惠云常到我家来玩,受到我们的影响,也喜爱唱曲,天赋条件也不错。我父亲看中她是棵好苗子,就收她当徒弟,亲自调教。父亲收徒弟似乎也是一种爱好,他从不向徒弟索取任何报酬,而且也不摆师傅架子。二毓宝家境比较困难,后来,二毓宝的演唱已经可以正式登台了,师徒二人都很高兴,可是穷人家的孩子哪里有像样的衣裳穿上台?更不用说花钱置行头!刘伯父只买了几尺花布给女儿做了件大褂。父亲知道徒弟的困难,叫我在仅有的几件旗袍中挑了两件,姊妹俩一起动手,拆拆改改,二毓宝才有了上台的服装。幸好我们这个行当不像京戏、梆子,非得有头面、戏箱才行,只要穿戴齐整也就可以登台了。
我正式登台,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曲艺已由“明地”(或叫“撂地”)进入书场、茶社。这时演唱曲艺的园子已经开了不少,除了北大关的老字号志成信、侯家后的义顺、北门脸的宝和轩、东南城角的兴成等等之外,还有东燕乐、西燕乐、北海楼和南市东兴市场里的书场、茶社。曲艺的演出场所,也有按曲种的不同而划分的,如会友轩专演时调,连兴茶社专演相声等。在鸟市还有东来轩、玉茗春等较大的茶社。我初出茅庐,就是在玉茗春上演。
当年演唱鼓曲,接场有老规矩。演员从后台走到前台,中间摆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前挂上桌帘。演员走到台桌右侧,先不能起唱,必须说几句话,叫“铺纲”。一般的说法是:“方才×××伺候了您一段××××,现在换上学徒我来伺候您一段××××。”如果在此之前是位有点名气的演员,演出又得了“彩”,那么在接场的“铺纲”中还要说上几句为前者捧场的话。如果自己是年轻演员,还要说:“学徒我,新来乍练,唱得好与不好,请诸位多多包涵。”说了这一通闲话,还要再说两句:“闲话少说,以唱当先,弹起弦来,让我伺候您一段。”这样铺纲完毕,才能演唱正文。
我们唱“走票”靠山调的没有这套规矩。票友出场,弹弦就唱,没有什么“伺候一段”的“铺纲”。后来,时调登上曲艺舞台,演唱者按传统,还是上台就唱,一曲唱罢,鞠躬下场,答谢听众。我到鸟市玉茗春正式登台的时候,就依循着时调演出的老样子,上台后一言不发,起弦就唱,鞠躬下台。我们对于开口就是“伺候”等话,不好意思说出口,特别是我的父亲本是油漆作坊的手艺人,并不希望女儿去卖唱、“伺候”人。演唱时调,虽然不用“铺纲”,但也有它的陋规,这种陋规可能开始于时调走上舞台的初期。那时演唱由男女合演,男艺人光说不唱,叫做“时调前脸”,在女艺人的演唱中,“前脸”随意插科打诨,有时言语下流不堪入耳。这种“时调前脸”的陋规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仍有,特别是在“三不管”、“三角地”一些简陋的小时调场,更以此迎合某些听众的低级趣味。在我们家生活特别困窘的时候,有人劝我父亲放我“下海”,并许诺“打钱”、“分份”赖以养家。可是我父亲说:决不能叫自己亲生闺女到那种地方去卖唱,除非取消“前脸”。这时有一位张大爷带女儿俊英唱时调,借我去帮忙,并以不用“前脸”为条件,我便去唱了半个多月。后来,鸟市玉茗春答应取消“前脸”和“铺纲”,我便在那里开始了正式的从艺生涯。
旧时艺人多“赶场”
我演唱了几年之后,有了一点点的名声。由于父亲年老,家庭生活的重担几乎都压到我的身上。那时候在天津,像我这样年纪轻轻就挑着沉重的生活担子的艺人是很多的,一般只有采取“赶场”的办法,一天多跑几家园子,多拿几个份子。有一阵子我一天跑四家园子,早晚赶八场。从南市的上平安到绿牌电车道上的新中央,再到河北的群英、大陆、权乐,真是东奔西跑,疲于奔命。那时候,同在这些地方赶场的还有唱梅花大鼓的花五宝,唱老靠山调的秦翠红、赵小福,唱河南坠子的武桂芳、武艳芳,演双簧的姚文彬、姚少彬,唱京韵大鼓的小云霞等等。
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那时候早有了汽车,可是那都是洋人、做官的、商人乘坐的。除了汽车,还有很讲究的人力车,有的是公馆自备的,也有供富商或有工作的人雇用的“包月”。公共汽车少得很,“胶皮”(拉零座儿的人力车)倒不少,可是车钱太贵,我从来不敢坐。我和父亲只坐得起有轨电车,但大多数都是走路。我记得,每当父亲拎着三弦,带我乘电车从北大关到劝业场时,常遇到一位年轻的售票员,他总照顾我们父女俩,还经常打马虎眼不让我们花钱买票。虽然我们和他非亲非故,也从来没有交谈过,可是他对我们这一老一小卖艺人的态度,使我们感到天底下总还是有好人。事隔四十多年后,我终于弄清了当年那位年轻的电车售票员,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演过《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郭振清同志。那是为庆祝建党六十周年,我去北京参加演出,郭振清同志特地到后台看望我,他说:“王大姐,我打听您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前,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在电车上卖票,经常有位细高挑身材,面庞清瘦的男子,领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从北大关上电车,我恍惚记得他姓王,也是唱时调的,不知这人还有没有?”经他这一问,从前的事我就想起来了,我说:“您打听的那人,是我父亲,那女孩就是我!”
大剧场里唱“时调”
在旧社会,唱大鼓、说相声、说书、演杂技等,统称“什样杂耍”。那时候在天津的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听到“看什样杂耍去”这句话。天津人对什样杂耍极为喜爱,但从业的艺人却是处于社会底层,统称为“吃开口饭”的“下九流”,其中时调更受到歧视。虽然在清末民初,时调已经从地摊、茶棚演唱上升到小时调场,但也不过是能容纳一二百人的简陋书场,地点多在“三不管”“三角地”一带。后来,时调也能进入大剧场了,但有些园子还是把时调拒之门外。我赶场的时候,劝业场里的大观园和泰康商场里的歌舞楼(小梨园)就不唱时调。因为那里的观众多是上流社会的人物。我非常生气,总想要为自己心爱的时调打个“翻身仗”。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南市群英戏院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倒塌的危险。当时在那里演出的有高德明、高德亮的相声,侯月秋的京韵大鼓,石连城的单弦,还有我的时调,上座率相当高。戏院要停业修房,很怕这班子人马流散,被别的班子接走,于是姓郝的老板找到歌舞楼与姓辛的管事商量,把我们这班人“借”给歌舞楼,等群英修好房,再接我们回去。辛管事当然知道郝老板的用意,再说这个班底也挺硬,所以他就同意了,但偏偏提出不要“靠山调”这场活。他还说了一番使我终生难忘的话:“歌舞楼从开张以来就上的高雅曲艺,献演的都是第一流艺员,现在允许靠山调上场,往后我怎么遣角儿?”郝老板对时调也不是什么“知音”,不过他从票房价值的角度知道,我的听众还是不少的,同时我在演唱中也从来没有“出格”的地方,所以,他在辛某面前打了保票,推荐我的时调。这样,我总算挤进了歌舞楼,也算是登上了“大雅之堂”。我连唱了三天,观众反应特别好,我从此扬眉吐气了。
不过,真正的“翻身”和扬眉吐气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三年,天津市广播曲艺团建成之后,调集了时调演员与曲艺界的老前辈,对时调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从其历史源流及艺术特色,将这个曲种定名为“天津时调”。一九五三年前后,我们对时调进行了改革,如增加乐器伴奏,搬走了没有用处、又妨碍演员表演的长方桌、增添动作,增加间奏等。总之,无论是天津时调、时调艺人,还是天津曲艺,在新中国都是一番新的面貌了。
天津时调源于“靠山调”
时调是怎么产生的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我听到的说法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天津有个穷秀才叫张启龙,他在天津码头、天后宫一带卖唱本,他边卖边唱,本意在于招徕买主。他的唱有词有调,经过流传,不断演变,后来就定型了,称为“时调”。时调的特点是基本调式以天津特有的“靠山调”为主。关于靠山调的起源,据说大约产生于清同治末年或光绪初年,天津绱鞋作坊里的工匠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坐着小马扎,背靠房山,为消除一天的疲劳即兴歌唱,唱得有腔有调。这种绱鞋匠人背靠房山哼哼出来的小调流传开以后,人们便称它为“靠山调”。以后经歌者不断丰富,创造出新的曲牌,如“悲秋调”、“解忧调”、“怯五更调”、“小五更调”、“反正对花调”等所谓“九腔十八调”,成为“靠山调”的基本调式,就是时调了。
最初时调并没有专业演员,多是搬运、手工业工人和车夫、轿夫、瓦木油漆工匠以及绱鞋、剃头等行业的劳动人民在业余时演唱。后来,逐渐有了专业或半专业的女艺人,出现了老一辈的时调演员,如大宝翠、秦翠红、高五姑等。早年,时调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仅流传在街头里巷。每年端午节前后开始,直到重阳,天津人喜欢到户外乘凉、喝茶,兴之所至便唱起时调。我曾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而且我唱时调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名词:[天津时调]
时调是天津土生土长的曲调,是用天津地方语言演唱的,通俗易懂,所以天津人都很喜欢。据说在清末民初,天津有四个地方特别流行时调,像天津人俗称“北溜儿”的宜兴埠、丁字沽一带;河东的沈庄子、郭庄子一带;西头的西城根、西北角一带和城里。其中以城里最为兴盛,最有代表性的艺人数城里的杨开泰、宜兴埠的马凤仪等。河东地区有位温老先生,他以吐字清晰、嘴皮子利索见长,并敢于标新立异。他在唱拿手段子《拴娃娃》的时候,不仅备有道具——长命锁,而且还带一名总角小娃站在身边,作为不出声的配角,老先生边唱边表演,动作有些滑稽,演唱效果很火爆。(本报记者 苏莉鹏 摄影 蔡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