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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徐简 |
“当记者”,在山西省忻州已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这里已经出现了忻府区合索、曹张乡的令狐庄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这些“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煤矿诈钱。(3月22日《重庆晚报》)
这样的新闻早已见怪不怪,2008年山西洪洞县霍宝干煤矿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不向上报告,闻风而来的真假记者纷纷前去领取“封口费”的新闻还历历在目。最终,《中国青年报》真实的报道,揭开了真假记者们的丑陋一幕。其实,在不少地方政府和资本方眼中,“负面事件”出现以后,都是想着要千方百计隐瞒真相。动用权力、暴力阻止报道的事情已有多起公开报道;除此之外,通过所谓金钱公权封口费,说得好听点叫红包来阻止记者报道,更是惯常的手段。
对于资本方来说,不希望报道的逻辑非常简单,花钱摆平正常不过。但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也希望这样解决问题,逻辑在于“负面报道”损害地方形象,影响其政绩和仕途;同时,类似报道中提到的“记者村”密集出现的地方,矿主和官员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也是官员们不希望报道的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振奋的喜事为主要新闻内容的社会来说,消除“负面新闻”基本上已经是一种本能的倾向。
没有发生事情,当然是说所谓负面的事情,或者只是发生了一丁点事故,对于地方政府也好,对于当事者也好,自然是最好。当负面的事件不能被阻止时,消除“负面新闻”也就是其正常的反应。对于不少官员和资方来讲,不会不明白有事情才有新闻产生,但是当事情不能被消除时,让“负面信息”不被报道出来不传出去,也就当事情没有发生。不仅如此,隐瞒真相,事实对上级政府也是好事。在这种权力和利益关系下,阻止新闻被报道出来的动力也就异常强大,权力、暴力、金钱贿赂,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不过是为了不被报道的目的。
正是这样的逻辑,很多时候,“负面新闻”失去了被传播报道的可能性。但新闻媒体、记者往往被当作社会公器,很多时候甚至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不过,在权力、暴力、金钱面前,期望和道德约束都是微不足道的,对事实真相的报道,无论如何都是异常困难的。同时,事情真相往往还会被权威机构——官方辩称失实,甚至有被起诉的危险,而且这样的事情通常在权力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还有利益同盟。这对媒体和记者显然是不利的。在此情况下,如果报道真相异常艰难后果还不得而知,即便稿件采写好了,也可能在最终出版的时候被公关掉,那么对于记者来说,既然有人愿意发“封口费”,拿和不拿结果都是一样,为什么不拿呢?
假记者不过是明白了这个逻辑,才大量出现,继而发展到了“记者村”的程度。如果说要让假记者没有生存的土壤,那前提一定是让真记者有完全报道真相的可能。而这,不仅仅是媒体和记者职业道德、职业操守问题,本质上更是一个政治运作的结构问题。(王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