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专家给出答案：这次特大旱灾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是大自然的自身调整而非“人祸”所致

　　去年入秋以来，我国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干旱。在我国降雨量最为丰富的西南，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旱魃肆虐。农田龟裂、塘坝干涸、河溪断流……

　　3月23日，来自国家防总的统计数据显示，因干旱造成饮水困难的人数已达2271万，其中旱情最严重的云、贵、川、桂、渝五省份达1805万人；我国耕地受旱面积1.14亿亩，其中，作物受旱面积8796万亩(重旱2798万亩，干枯1381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2612万亩。其中西南五省份耕地受旱面积达9654万亩，占85%。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任福民表示，这次西南旱灾，“是有气象资料以来，西南地区遭遇的最严重干旱。干旱的原因是降水少、气温高，两重原因共同作用。旱灾呈现持续时间长、干旱面积大、影响程度重的特点。”

　　“真正的干旱从去年八九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云南全省平均有80多天、最长的有170多天持续干旱少雨，是这次干旱的重灾区。”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应用与服务室主任张培群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据专家介绍，这次干旱持续了近200天，时间非常长，历史上超过200天的干旱非常少。“现在来看，就是1998年秋冬至1999年春季在北方冬麦区大范围出现的干旱过程有210多天，这是历史上最长的。当然，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大旱也有较长的接近200天的持续干旱，但如果单从范围来讲，前面提到的两次影响范围可能更大。”

　　据统计，自然灾害中的70%是气象灾害，每年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2%～3%。而我国是世界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台风、暴雨(雪)、雷电、干旱、大风、冰雹、大雾、霾、沙尘暴等灾害时有发生，由气象灾害引发的滑坡、泥石流、山洪、以及海洋灾害、生物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也十分严重。

　　在任福民看来，“从所有的气象灾害统计来看，干旱在我们国家的气象灾害中损失是最重的。每年干旱的损失往往大于洪涝灾害的损失。”

　　大气环流是“元凶”

　　张培群认为，“复杂的海洋环流和大气环流异常”造成了我国西南地区持续干旱。

　　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西南地区的降水，主要是由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水汽输送的。但去年以来降水很少，这是因为印(度)-缅(甸)槽活动很弱，对水汽输送不利；另外，从去年秋冬季开始，青藏高原上的大气环流开始出现明显异常，高原地区形成顽强的冷高压气团，气压场偏强，挡住了从印度洋和孟加拉湾过来的暖湿气流，而北方的冷空气不易到达西南地区云贵高原腹地，冷暖气流难以交汇形成降水，所以降水偏少，导致干旱比往年严重得多。

　　在张培群看来，造成西南地区旱情的直接原因还有雨季期间的水分亏缺。他以云南为例解释说，云南每年大致可以分为旱、湿两季，从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因为青藏高原冷高气压盘踞，都会导致降水减少，这几个月被称作云南的干季。湿季是每年的5月到10月，这期间的雨水很多，而去年8月份后降水就逐渐停了，相当于雨季提前结束了，之后的九、十月份，云南的温度又比常年偏高，降水量一直偏少(跟历史同期比较，云南、贵州都是历史最少的)。而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许多水库主要靠雨季降雨蓄水，一旦错过了这个时机，水库就很难再补上水。

　　中国气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云南、贵州一带从2000年初到现在，一直处在降水偏少、温度偏高的大气候背景下，最近这几年也不同程度出现一定的旱情。而干旱形成的条件主要有两点：一是降水持续偏少，二是气温偏高。气象部门统计显示，去年9月以来，云南、贵州大部及广西、四川、重庆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多年同期总体偏少五成以上，一些地区偏少七至九成(云南、贵州平均降水量分别只有173毫米和175毫米)，从去年9月至今，西南地区降水量是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少的。到今年3月中旬，云南全省库塘蓄水仅为46亿立方米，比上一年同期偏少近18亿立方米。而云南整个冬季以来的平均气温，达到了自195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雨季降水少、存水少，温度高，必然造成蒸发量大，土壤失墒严重，加之今年干季缺水明显，直接导致了这次严重旱灾。”张培群分析说。

　　“天灾”还是“人祸”

　　对西南干旱的成因存在各种猜测、说法，有人说这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气候，是“人祸”导致严重“天灾”；有人说这是密集的水电站对水资源的“挟持”加剧了旱情……一时众说纷纭。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给出了一个几近相同的答案：今年发生在我国西南地区的特大旱灾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是大自然的自身调整而非“人祸”所致。

　　中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度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爱丁堡公爵保护奖”获得者陈宜瑜告诉本刊记者，西南地区发生的旱情是正常的、是周期性的自然灾害，“水灾、旱灾的发生都是正常的，因为地球总是在变的。气候异常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区域的环境和整个大环境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像美国雪灾、欧洲雪灾都非常厉害。今年是整个全球气候异常，很突出，中国的旱灾也是全球气候异常表现的一部分。”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研究员也认为，西南旱灾是大自然的调整过程，只是人类的活动加剧了这一调整的难度，人为的干预越来越大。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地理学家和环境学家孙鸿烈院士向本刊记者表示，他更倾向于西南旱灾是大气环流异常造成的、是气候变化的判断。“西南旱灾是大气环流问题，不是环境、生态问题。当然，干旱之后，肯定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影响。”

　　“很多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农业、水资源等已产生可识别的影响。比如我国2008年初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直接原因不一定是气候变化引起的，但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极端气候事件与气候变化无关。气候变化可能会加重这种非常态变化，会引起更多更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对本刊记者说。

　　针对气候变暖导致干旱发生的说法，张培群解释说，气候变暖是气候的长期变化，而西南旱情是一个相对时间尺度较短的事件。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气候异常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加，但是二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气象专家指出，气候变化通常是由两方面形成的：一方面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这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已有明确阐述；另一方面，气候系统本身的自然变化也会导致气候变化。

　　脆弱的水利设施

　　陈宜瑜表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人力所不能阻止的，但防灾减灾是可以努力做到的。“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提高自身的抗灾害能力，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是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

　　长期从事自然资源和环境研究的孙鸿烈告诉本刊记者，西南地区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比如云南，在全国水资源总量排名第三)，但水资源分布不均，水利设施脆弱；另外，云南、贵州部分地区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雨水蓄不住，地下水用不上的状况。

　　数字显示，有着丰沛水资源的云南省，水资源利用率只有6%；贵州省已建成的17893处蓄水工程中，中型水库仅34座，99.9%都是小型水库，总蓄水量不到20亿立方米。国家防总负责人称，目前西南地区抗旱水源日趋紧张，生活、生产用水矛盾更突出。“如果云南省干旱持续到5月中旬，现有蓄水将基本用完，局部地方将面临无水可用的极端状况。”

　　“中国人均水资源实际上只有全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而且地区分布又很不均衡，可以说，中国水资源非常紧缺，但很多人并没有建立起节水意识。”孙鸿烈认为，这次旱灾再一次为国人敲响了警钟。

　　他同时指出，这样严重的旱情，肯定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但是“西南地区的原始生态状况很好，一旦进入雨季，降水增加，加之温度升高，天然植被会很快得到修复，生态环境恢复会很快。”

　　孙鸿烈也强调，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认真贯彻因地制宜的方针，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讲求实效，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否则就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西南旱灾暴露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包括“三小”水利工程在内的多种水利设施，缓解了部分旱情；但水利历史欠账多，客观上加剧了此次春旱的严重程度

　　行走在持续数月未下雨的西南大地上，植被干枯，石头裸露，不见初春时节的春意盎然；成片发黄干枯的庄稼让人愁眉不展；一个山间地下水出水口，成排空水桶在等候，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20公里，再远的路，村民想方设法人挑马驮把水弄回家。水库龟裂、河水断流、农田板结、水井干涸……2009年入秋以来，我国西南等部分地区降水较少，气温偏高，出现持续干旱。近期，旱情仍呈发展态势，包括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截至3月18日统计，上述五个省区市，受旱耕地面积达8368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86%。

　　记者近日深入贵州、重庆、广西、云南等受灾一线调研采访，了解到水利工程在此次大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次旱情也暴露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长年存在的问题：一面是干旱日益严峻，一面是杂草丛生的水沟、垮塌淤塞的渠道、年久失修的排灌机埠，作为农业农村“命脉”的水利基础设施超期服役、带病运行，疲态尽显。

　　水利设施抗旱效能高低之因

　　“去年10月完工的哮天龙水库在大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否则县城去年底就没水可供了，可能要采取措施疏散群众了。”六盘水市盘县水利局副局长蒋先祥说。

　　2005年和2006年，盘县分别完成除险加固治理的许家屯水库、松官水库，也在此次大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松官水库大坝上，本刊记者看到水面碧波荡漾，水位虽然下降明显，但仍高出死水位线。

　　蒋先祥介绍，两座水库联合调度，能保障老县城片区9万余人的供水安全，而在两座水库除险加固之前根本没办法实现。

　　在此次大旱中，不仅是小型水利工程发挥积极作用，旱情较为严重的水源条件不好、地势较高、地形复杂、水利基础设施不完善、中小型水库覆盖不到的山区，小水塘、小水池、小水窖“三小”水利工程，也有效缓解了当前旱情。

　　“这次持续干旱，虽然水利工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水利历史欠账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缺乏引水、蓄水工程，贵州仍存在雨季洪水成灾、旱季无水引用的现象。旱情也暴露出贵州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的问题，目前的水利工程建设与现实需要还有较大差距。”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周登涛说，目前贵州还有16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占全省总人口的40%，其中纳入国家解决范围的有500多万人。

　　这样的问题在重庆、广西、云南等地同样存在。

　　3月20日，本刊记者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三石镇巴造村。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巴造村一片干透的水田，龟裂的土地裂缝宽度在2厘米左右，裂缝间留下了许多已干死的田螺。记者踩在田里，坚硬的地面如同水泥地一般。在场的村民说，这样的田地用水牛根本犁不动，只能用“铁牛”。而用“铁牛”犁地，每亩地要耗柴油8升左右，不加人工费每亩就要花50元。“这样划不来，有些人干脆不种了。”村民韦凤溜说。

　　记者来到该村唯一的水源——一口小水潭边看到，这里曾修有水渠和抽水设备，均是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而今，水渠已经严重破损，已经无法起到输水作用，而抽水设备已经锈迹斑斑，早已失去了灌溉功能。村民黄启思说：“水渠好几年前就已经不能使用了，水泵房早在十几年前就坏了。”也就是说，即便是水潭的水足够灌溉农田，村民也只能靠天吃饭。而实际上，据村民反映，这个水潭是连通地下河的，水量并不小，若抽水设备和渠道完好，即使在这样的大旱之年，也可以使一些田地得到灌溉。

　　广西百色市田阳县惠洞灌区是一个中型灌区，设计灌溉能力1万亩，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干渠长42公里。由于年久失修，渠道破损、淤积、渗漏严重。“水头渠道还是满的，到水尾基本上都没水了。”广西田阳县水利局副局长赵传贵说，由于渠道失修，目前的灌溉能力只有3000亩左右。要恢复到设计的灌溉能力，需要投入3400万元。目前，由于无法灌溉，水稻尚能勉强种植，种植秋冬菜就没有办法了。赵传贵告诉本刊记者，若灌溉能力好，种植秋冬菜每年每亩至少增加3000元收入。田阳县那音灌区也是类似的情况，设计灌溉能力3.9万亩的这个灌区，正常年份只能灌溉不到2万亩。

　　在重庆武陵山区采访时，武隆县中鱼村村支书杨德昌对本刊记者说，该村在上世纪90年代还有2000多亩水田，占耕地面积的1/3左右。在喀斯特地貌区，水田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水利设施的灌溉。中鱼村民曾在1972年引乌江支流老盘河水建成“洪江大堰”，使村里几千亩土地得以灌溉。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洪江大堰”供水渠道堵塞，无人管护，也没钱维修，最终被荒弃，2000多亩在旱时可以作为饮用水源的水田也成了旱地，失去了功效。

　　在云南，受访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农村多为山区、半山区，很多地方居民分散居住，管网建设工程的成本相对内地或部分西部地区都要高。而云南省正常年份的降水很充沛，一般依靠坝塘、水窖就能解决生产生活用水，因此非干旱年份人们对云南水利设施的短板普遍重视不足；同时，云南山区绝大多数水利工程都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已年久失修，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这些工程的功能和蓄水量已无法满足需求，很多老化失修的水利设施不堪重负，大型灌区工程设施、中小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也严重偏低，许多泵站的灌排水能力达不到设计标准。

　　“水来留不住、旱时用不上”

　　在西南地区，一方面水渠失修影响灌区的有效灌溉面积；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水库属于病险水库，导致“水来留不住、旱时用不上”。

　　在贵州，由于大部分水库、山塘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受当时勘探设计技术、施工质量管理等因素影响，工程停停建建，再加上后期管理粗放、手段落后、维修养护投入严重不足等，致使大批水库存在病险。目前贵州还有小(二)型以上病险水库829座，其中中型4座，小(一)型68座，小(二)型757座，估算需要投资近30亿元。

　　在广西，本刊记者实地看到，田阳县下花水库设计库容450立方米，由于属于病险水库，每到汛期，必须腾空库容以确保大坝安全，平时也只能降低水位2至3米运行，实际库容只能达到设计库容的一半，大大降低了调蓄水源的作用。

　　据本刊了解，广西河池市水利工程大多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抗灾能力弱。该市201座中小型水库有118座经鉴定为三类病险水库(已实施除险加固26个)，三类病险水库占58.7%。病险水库直接导致了涝时放水度险、旱时无水可用，丧失了水利设施应有的功能。

　　河池市现有家庭水柜和地头水柜21万座，大部分石山区群众都建有家庭水柜和地头水柜，但因水库容量小，水柜数量不足且大多无集雨面积，大多没有加盖，蒸发量大，蓄水量有限，无法保证严重干旱情况下群众的饮用水需要。东兰县泗孟乡弄平村下东屯村民马金欧告诉记者，他家40立方米的水柜储备满水可以用3个月左右，3个月内再无大雨便会无水可用。

　　在重庆，武隆县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洋明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武隆县水利工程蓄水量只有1163万立方米，只占应蓄水量的31%，其中武隆县城水源地中心庙水库蓄水量只有正常水平的12.5%。近年来，武陵山区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投资主要流向是为了解决饮水安全和治理病险水库等问题，在新建、扩建水源，提高供水能力方面的投入几乎没有。今年的春旱固然与降雨偏少有关，也同长期以来农村水利工程投入不足、年久失修不无关系。

　　重庆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村民冉中云说，她家距离长江边只有2公里，但村里没有任何提灌设备修上山。一遇干旱，农民还要靠消防车送水上去。山上虽有2座上世纪60年代修的小水库，但因为年久失修，就像“竹篮子”一样，完全蓄不住水，几乎没有抗旱效果。重庆武隆县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洋明坦言，在武陵山区，受地形、地漏因素的影响，不少农村水利工程先天不足，病险隐患多，无法承担特大干旱的风险。而许多江河机电提灌设施也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超期服役，设备严重老化，且有相当部分属非定型或低效高耗淘汰产品，一旦损坏便不能修复，只能报废，余下的也都是带病运行。

　　在此次受灾严重的云南曲靖市，发挥着防洪、供水、灌溉保障作用的520座小型水库，目前就有442座存在不同程度的危险。

　　大批病险水库的存在，导致一些水利工程不仅难以正常发挥效益，而且成为汛期各级政府的“心腹之患”。

　　比如，广西河池市罗城县卡马水库总库容930万立方米，是一座较大型的水库，但目前维修中的卡马水库无水可取。而就在去年7月初，因洪水来袭，这座水库出现了垮坝险情，威胁下游的罗城县和宜州市民众共4642户15011人。

　　对于病险水库，广西东兰县水利局干部韦永重忧心忡忡。他说，由于多数中小型水库都是土坝筑成，而在大旱之年荷载减少，马上汛期来临，这些土坝恐难突然承受压力，难免出现危险。“大家都忙着抗旱，防汛的事也不能松懈”，韦永重说。

　　资金缺乏是建设滞后的瓶颈

　　去冬今春以来的西南旱情，在肆虐灾区的同时，也在拷问水利设施的漏洞和历史“欠账”。正如重庆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卢峰所说的：“从重庆此次春旱的情况来看，只要有水利工程发挥作用的地方，问题都不大。”薄弱的农田水利建设客观上加剧了此次春旱的严重程度。

　　本刊记者走访基层发现，资金缺乏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最直接的原因。水库、渠系、提灌等基础设施投入大、见效慢，导致很多地方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管理滞后，抗灾能力低下。

　　重庆武隆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洋明说，在武陵山区，建一口1000立方米人饮池大约需要6万元，完全可以解决20多户人家的人畜饮水问题。这样的小农水工程国家会补贴一部分资金，其他的基本由村民“一事一议”投资投劳解决。但武陵山区农民收入每年才两三千元，“一事一议”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一个个小型惠民工程往往成为农民的梦想。

　　广西田阳县水利局副局长赵传贵反映道，目前列入国家层面维修的灌区基本上都是大型灌区，而一些中小型灌区还没有排上计划，而贫困地区往往属于中小型灌区。“由于水利设施退化、老化严重，水利建设还不如六七十年代。”赵传贵认为，依靠地方财政无法解决改造灌区的问题。

　　在云南，尽管农村建设小水窖等工程日益得到重视，但由于经济发展欠发达、欠平衡，各地大多经费拮据，大部分农村的小水窖数量较少，远远满足不了所有村民的用水需求；而一些地方在建小水窖时，当地政府只能为每个水窖配发两三包水泥。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反映，当前基础水利设施建设没有项目支撑，经费筹措非常困难，加上点多面广，即使支持村民搞小水窖工程，乡政府的经费也是杯水车薪。

　　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周登涛说，贵州的小(二)型水库位置重要，许多是集灌溉、供水及防汛于一体，功能齐全，加快其治理步伐，能够起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但在国家新一轮病险水库规划中，能进入国家规划的只限于小(一)型以上水库。而贵州由于受地质条件所限，小(二)型水库量大，小山塘更是众多，因此不能纳入国家治理范围，只能靠贵州各级自身财力自筹治理资金，由于财力有限，也影响了治理进度。

　　本刊记者获悉，目前贵州正在实施的“滋黔”一期骨干水利工程，需建设18座中型水库，从2000年立项，后来调整概算，建设资金缺口高达11亿多元，无从补缺。“滋黔”二期工程设计的19个中型水库中，仅两个列入国家投资计划，且由于全国中型水库建设规划年限至2012年，虽然具备开工建设条件，但却要在三年之后才能开工建设。

　　加快水利建设是治旱之本

　　大旱当前，旱区各省区市主要领导纷纷深入抗旱第一线，组织指挥抗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表示，要把抗旱救灾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坚决打好、打赢这场硬仗。而在全力以赴抗旱救灾的同时，如何找到更切实可行的基层水利建设模式尤显重要。

　　多位受访的基层水利专业人士建议，各级政府加大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应是当务之急，要继续加大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在整个水利建设投入中的比例，整合水利、国土、农业等部门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统筹使用农村各类涉水资金，提高涉水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缓解西南诸省区工程性缺水、供水不足的瓶颈，多位贵州基层水利、党政干部建议中央加大对水利建设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

　　以贵州为例，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贵州地质条件复杂，喀斯特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73%，这导致能够具备修建大型工程条件的点址很少，工程性缺水严重。因此，加强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是解决贵州工程性缺水的重要措施。但受政策影响，中小型水利项目建设纳入国家投资范围难度较大。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水利局副局长唐鉴说：“小型水库没有纳入中央投资计划，地方财力就是常规的水利工程，配套资金投入难，更不要说建水库。如果每个乡镇都建有一两个水库，对解决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周登涛认为，中型骨干水源工程是供水安全体系可靠的水源保障，加快中型骨干水源工程建设步伐在贵州显得迫切而重要。

　　同时，需明确农田水利设施的公益性质，确定各级政府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主体地位，建立相应的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在运用公共财政投资的同时，也需借助市场机制，调动农民、投资者的积极性，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农田水利投入机制，兴建改建一批小型水利工程。

　　大旱暴露出对水资源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也引起了多方关注。比如，云南省水资源总量虽在全国排第三位，但水资源利用率只有6%，远低于16%的全国总体利用率。

　　采访中，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和自兴表示，云南的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大部分地下水的水质能够达到生活饮用水要求，经过多年努力，云南省地勘单位掌握了一批岩溶、红层地区地下水开发利用示范项目，并解决了楚雄、红河等地一些地区长期缺水问题；但恰恰因为地表水源的相对丰富，很多地方对地下水开采不重视，也缺乏对地下水源的勘察及利用规划。

　　受访专家建议，可以采取政府出钱，农民出力的“以工代赈”方式把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保护好，在雨季通过水利设施储藏水，到雨量少的季节就把储藏的水利用起来，做到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