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群防群治“北京模式”提供了一条基层社会管理的善治之道。
新华网北京6月6日电(记者宗焕平、李舒、卢国强)经过3年的探索,北京的群防群治工作领域已由单一的治安问题向综合性社会管理转变,工作任务由治安防范向城市管理、矛盾纠纷调解等拓展,工作模式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向政府调控同社会协调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群众力量互动转变。专家指出,群防群治“北京模式”破解了新时期社会管控难题,提供了一条基层社会管理的善治之道,带来诸多启示和借鉴。
启示之一:让群众既当参与者又当受益者北京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拥有17个自然村37个出租大院,总人口13万,其中5429人为流动人口。2009年8月,这个街道开始在流动人口聚居大院尝试政府主导、外来人员自愿参与的“新居民互助服务站”,把“外地人”变为“新居民”,把在家待业的闲散人员变为志愿者。安徽籍农民工刘玉燕说:“我们每天都排班巡逻,谁家门口站着生人去问问,谁家孩子没人带就搭把手,这些举手之劳给大家行了方便,别人的信任又让我觉得自己对社会还有些用。”目前,这个街道已成立7个新居民服务站,志愿者达80人,辐射新居民2048人。
“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让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既当参与者,又当受益者,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首都综治办主任李万钧说。为此,北京建立了市民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2006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首都治安巡逻志愿者协会,随后,区县、街乡镇、社区村相继组建了治安志愿者分会、工作站和工作队,治安志愿者组织有自己会歌、会徽、章程及相关的工作制度,坚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群防群治工作由过去主要依靠单位体系向更多地依靠社会组织转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管理系教授安瑛点评: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各种经济、社会活动大量增加,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单纯依靠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已经严重不适应社会管理。老百姓作为社会的主人、城市的主人,在参与治安管理、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蕴含着巨大的热情和能量,要做好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工作,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启示之二:群防群治职能要与时俱进不断拓展北京景山街道办事处钟鼓社区胡同窄、平房多,人员居住密度大,长期以来邻里纠纷难以有效解决。2005年11月,居委会邀请社区退休赋闲的老厂长、老民警任义务调解员,成立了“家和万事兴”群众调解之家,一年后这个社区纠纷下降了40%。迄今,义务调解员从8人发展到62人,形成三级调解网络。义务调解员孙庆梅说:“调解之家解决了社区内众多突发事件,也将许多矛盾和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
李万钧说,近年来北京群防群治队伍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积极参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奥运会期间,北京每天对近2.1万名重点人反复摸排、风险评估,各类矛盾纠纷同期下降75.7%和91.9%。2009年,首都组织开展了4次矛盾纠纷大排查,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284万件,实现了国庆前夕信访总量和群体访“双下降”目标。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群防群治队伍通过调查走访,深入搜集掌握因占地拆迁、福利待遇、年底讨薪、供暖供气、生活困难等各类不稳定因素395件,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798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点评:“北京模式”实现了事后执法向事前预防的策略转变,这种预防式管理,节约了行政执法资源,更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萌芽中的矛盾,真正做到把问题处理在人民开口之前,化解在人民受伤害之前。志愿者调解模式中,政府未介入,这能得到更多群众的认同和接纳,与政府冲突和对抗的风险也明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