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境外媒体，大家也会知道这些错误，掩盖不是办法。而正视了惨烈的代价，可以避免错误，也会让党史研究的态度更加科学。”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

    ▲中共一大会址。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前，执政党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

　　明年，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将是又一个红色之年。7月21日召开的中央党史工作会议已提前为之预热。

　　这是中央首次召开党史工作会议，规格之高，引起多方关注。7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了与会代表，分管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习近平在谈到中共历史上的失误时，提到“是花了惨烈的代价的”。 “他用了‘惨烈’两个字，用词相当重，过去中央领导人讲话从来没用过，这是第一次。”石仲泉说。

　　石仲泉说，自改革开放之后，曾有两次学习党史的高潮，一次是1981年，另一次则在1991年。从背景看，前一次正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一次正是东欧剧变后不久。

　　那么，这次会议的背景为何？又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提三个“必然性”

　　据新华社报道，在这次会议中，习近平强调了党史工作应揭示和宣传三个“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这三个“必然性”，引发外界最多的解读。

　　“从习近平对这三个必然性的强调，就可以理解党史在政治中的功能作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认为。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说：“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石仲泉说，在对共产党历史的各类解读中，有“歪曲党的历史”，也有“极左的说法”。“前者否定、丑化、妖魔化党，后者则很僵化，有的网上文章甚至说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海外有的传媒，对我们党的挑战很厉害。”

　　因此，需要“正确看待党的历史，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石仲泉认为。张闻天塑像上韶山

　　7月21日，当新华社与人民网以大红色为主色调，重点推出中央党史工作会议报道专题之后，在坊间出现了各种猜测与解读。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认为，研究的环境还将日益宽松。 “原来，对曾犯过错的领导人的正确一面也不方便提，但现在，不光研究者可以去研究，就是面对大众的影视作品也可以正面描写。”他说。

　　有一个故事，颇能反映中共领导者对待党史的态度。

　　原本，按照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设计，在遵义会议部分的陈列塑像中，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三个人。2003年10月1日，胡锦涛在视察时向纪念馆提出：这里怎么没有张闻天？那时候他是总书记呀。于是，纪念馆才将张闻天的塑像加了进去。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党史研究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而这两性的共同落脚点应当就是实事求是。”一位党史研究者说。“习近平强调，要认真正视党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石仲泉说。他认为，这些代价包括党内的路线斗争、错误路线的干扰、冤假错案，以及大饥荒时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等。

　　石仲泉回忆说，习近平提到，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有些人把党说得一团漆黑，还有些人对曲折的失误轻描淡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境外媒体，大家也会知道这些错误，掩盖不是办法。而正视了惨烈的代价，可以避免错误，也会让党史研究的态度更加科学。”石仲泉说。

　　党史课将再入高校

　　在上述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要着力抓好青少年这个群体……积极推动党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为了在社会层面与民间研究、地下刊物，甚至海外媒体争夺对党史的解释权，应扩大正统党史的影响力，使其回归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一位观察者分析说。

　　“党史就要重新进入高校了，现在就开始陆陆续续编教材。”石仲泉说。他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史退出高校必修课之后，“现在我们的不少年轻人党史知识很贫乏，不少各级领导干部，所了解的党史也很不完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杨林兴注意到，地摊上的一些党史题材的书销量很大，拥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他认为，这既说明大家需要了解党史，也因社会的喧嚣，人们失去了阅读枯燥论著的耐心。

　　现在，各省均已开过省级党史工作会议，并为明年的工作做了计划和安排。

　　陕西省将出版三本书作为今年的重点，其中之一是《习仲勋传》(下卷)的精编、送审和出版工作，将“认真筹划好习老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要组织专门力量撰写一批有思想深度、社会影响大、感召力强的纪念文章”，上述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部人士说。

    党史研究：官方与非官方都在“与时俱进”   

    回顾过去的六十余年，党史研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与时俱进”。

　　从1949年至今，各类中共党史读本已出版上百种之多，印数更是以千万计。其中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前后发行近千万册。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一书的修订过程中，党史研究室对不少历史问题有了新的判断，比较彻底地摆脱了过去将党史等同于路线斗争史的模式。石仲泉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

　　比如，修订本首次给了陈独秀正面评价，认可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五四文化运动的旗手、冲锋陷阵的战士。由于认识到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是因执行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才导致失败，党史研究室便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修改为“右倾机会主义”。

　　到了2004年，胡锦涛在谈到任弼时时，说其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胡锦涛讲他虽然不是直接在说陈独秀，但也是讲这段历史。”于是，党史研究室又将陈独秀改为“右倾错误”。石仲泉认为，随着被披露的史料逐步增多，研究也“一步一步更符合实际，帽子越来越小了”。

　　在修订本中，除了陈独秀，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官方评价也都有所修改。

　　在石仲泉看来，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的今天，较之过去强烈的党派之争意识，视野也开阔了，“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来看待一些问题”。

　　在代表官方态度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作为十五大以后党史研究提出的新观点，已首次将孙中山定位为与毛泽东、邓小平并称的“20世纪三大历史伟人”之一。而这一修改的背景是，“现在与台湾民间的往来已经势不可当”。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三十多年间，党史研究领域已形成了官方与非官方的分野。上世纪90年代，曾经潜伏于地摊、流行于坊间的各类党史“揭秘”，逐渐被非官方的党史研究所取代。

　　现在，这些多来自民间文化机构、高校和自由研究者的中共党史研究已有相当的规模。“关于陈独秀、托派等人物和事件的重新研究，都是由民间最先发起。对陈独秀的讨论，民间从1996年就开始了。而官方修改评价则在5年之后。开始，一些民间刊物曾为此受到过相关部门的批评，但后来，官方也有选择地调整了他们传统的判定。”一位民间的党史研究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