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老黄都要从水里打捞出两三具溺亡或自杀者的尸体。二十多年下来，共有六七十名死者在特殊的场合、特殊的情况下，和生前素不相识的老黄在长江或内湖的某个拐弯处“相遇”，而老黄因生存的缘故，送给死者家人一份终极的安慰。不过，老黄始终反感“捞尸人”这样的称谓，“我是个渔民，又不靠这个吃饭”。

　　渔民“兼职”捞尸

　　老黄今年52岁，当过兵，转业到南京的一家厂工作，后来工厂改制，工人下岗，从小长在江边、生在渔家的老黄，“再就业”后操起了祖辈的营生。夜里2点下船，早上七八点收工，水上的生活跟上班族也差不多，只不过日夜颠倒，风里来雨里去。

　　1981年，老黄刚退伍回来那会儿，看到有渔民去捞尸体，他也会跟去看个热闹，后来自己也慢慢“兼职”做这个，“不知怎么就干上了这个”，他也觉得挺奇怪。毕竟对长期水上生活的人们来说，捞死人是件十分忌讳的事。在这行混了二十多年，雨花台、中山陵一带的民警没有不认识老黄的，那附近的紫霞湖、花神湖最容易出事。大多数“求助电话”都是派出所打来的。夏夜游泳的人多，更容易出事。电话里的声音都很急促，让他带着工具赶快过去。老黄有时候表现得不太情愿，“给你5000块钱，你愿意下到冰冷的水里，找一具尸体吗？”他会找些借口推托。跟他相熟的警察也都知道他这个习惯，会说“帮个忙，你不来我们睡不着觉啊”。老黄终究还是碍不过情面赶过去了。

　　做这行的人越来越少

　　“也许有一天，连我们都不知道去哪找人来捞尸了。”南京水上警方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少之又少。水上民警说，溺水而亡属于非正常死亡，一旦发现，必须尽快打捞上来排查，检验是否属于刑事案件。但打捞尸体，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头疼的事。警方限于经费、人力等多方面的条件，目前暂不可能专门组织一个打捞队。如果尸体沉入水中、无法判断具体方位，加上水域情况较为复杂的时候，警方只能求助于长期在水上生活的渔民们。

　　“我们经常会教育捞尸人，收费时要考虑到死者家属的家境和心情。但有时候，他们真的很辛苦。”一位水警表示，一般来说，他们帮助联系的民间打捞者，警方都会向捞尸人建议收费标准。水警对记者说，他们见过有的渔家，下水之前都要用大红纸、红布包船，有时还要选定时辰、大放鞭炮；渔民下水打捞时“全副武装”，捞完之后还要用白酒洗手冲身。

　　有水警告诉记者，打捞一般至少要带两三艘船来；每条船上下水的、开船的、拉滚钩的，加起来人员也要五六个。除去油费、工具费等，每个人能分到的真不算多。“捞尸人大多都是质朴的渔民，有时也就是想赚点外快，买点好烟抽抽。”

　　捞尸人希望被政府“收编”

　　荆州“挟尸要价”的新闻，老黄也知道。他肯定地说，他在长江边上生活这么多年，还没有听说过类似事情，“人都死了，怎么还能要挟人家呢”，如果能帮家属把尸体打捞出来，也算是积德行善。“荆州事件”出来后，各界纷纷讨伐，站在尊重逝者的立场上，应该终结“捞尸费”，可记者的采访对象们普遍认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位派出所的所长说，每次接到落水身亡的警情，他们就头疼，捞尸的人都是渔民，有成本支出，还有一个愿不愿意的“无形成本”。这样说来，人家收点费似乎也符合常理，但往往引来市民的反感。这位所长表示，但如果不让公司或者个人打捞收费，让捞尸回归公益，那社会上就得有公益性质的捞尸组织存在，来填补市场空白，否则只是句空话。但问题是，这个捞尸组织应该由谁来牵头成立？谁来规范管理，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公安来做这个事情肯定不合适”。

　　老黄说，现在他们每次出去做这个事情，都很纠结。去还是不去？多收点还是少收点？每次都要斗争好长时间，大多时候，他们就是看对象是不是有钱，“有单位的，我们就多要点，因为那肯定是单位出钱。如果不是单位的，家里又很穷很可怜的，我们就象征性地拿一点。但不管多少，肯定不能低于成本！”在老黄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成立专业打捞队，将他们这些有专业活的捞尸人员收编在一起，每月发放固定工资，跟公安的110联动，接到警情就去现场打捞，不收取一分钱。但钩子、绳子以及交通费用等成本，全部实报实销，“就像救火的消防队员那样，所需的费用都是政府埋单，不收老百姓一分钱”。

　　相关管理学专家则认为，捞尸收费市场也到了该规范的时候了，“我们不希望这个市场‘做大’。但是市场不规范，早晚会有人要高价。捞尸毕竟与殡葬业务有相似之处，既然有需求，规范服务、合理定价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