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野生大熊猫，现代中国将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9月28日刊登《大熊猫的黑与白》，原文如下：

在中国西部与青藏高原相连、绵延起伏的山脉之间，有一个名叫宝兴的小县城。采矿业主导着这里的日常生活。锈迹斑驳的大卡车运送着从刚刚从周围山上开采出的体积庞大的天然大理石。路边的加工厂将大理石切割成精美的台面，最终这些台面将用于远方的名牌厨房。到处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色粉尘，包括宽阔的宝兴河。这条河流带着这些粉尘，穿越一个又一个水电大坝，最终汇入长江。

在经济迅猛发展已持续数十年的中国，这般狂热的工业化势头随处可见。但宝兴值得特别关注，因为这座小城上方陡峭的竹林坡地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路边手工艺人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用小块大理石雕刻成熊猫石像。宝兴展现出中国的两面：一方面决心从大自然汲取财富，另一方面执意保护环境，即便以牺牲发展为代价。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动物，上世纪50年代成为中国“国宝”。它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讲述了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1935年6月，躲避国民党围剿的中国红军，穿过宝兴县，继续长征。这场耗时一年、行程达6000英里的苦难历程只有少数人生还。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他领导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了政权。 不到十年后，大熊猫就逐渐成为中国的使者。它担当这个角色可谓完美：稀有、漂亮，而且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一点是，它身上没有任何和皇权有关的包袱。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大熊猫为主题的绘画不仅得到接受，还得到了积极的鼓励。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熊猫黑白相间的可爱形态已成为中国的象征。更妙的是，西方世界对这一物种越来越着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宝兴周边发现的大熊猫。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德神父(Père Armand David)在宝兴发现了大熊猫标本，为这一物种的正式科学描述提供了基础。1936年，美国时尚设计师露丝·哈克内斯(Ruth Harkness)首次将一只活体大熊猫带出了中国，给它起名“苏琳”(Su-Lin，音译)。这只3磅重的熊猫幼崽很快赢得了西方世界的芳心。

毛泽东作出了相当明智的决定，他充分利用了西方社会的兴趣。中国在1957年至1983年间，为了与精选的一系列国家打造关系，赠送了20多只大熊猫——多数来自宝兴附近的山上。最著名的一次是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之后，获赠了一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英国也是熊猫外交的受益者，1974年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访华之后，伦敦动物园获赠了大熊猫佳佳和晶晶。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标识的灵感就来自大熊猫。注意到中国对西方日益开放的姿态，该基金会请求中方准许其对这种生物展开研究。为此双方在1979年末进行了数轮紧张的谈判，最终得知要获得此特权，基金会必须支付100万美元的费用，让中方在宝兴以北数小时车程外的卧龙自然保护区附近，建造一座先进的大熊猫繁育设施。这笔钱花得很值，因为次年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启动的研究合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野生大熊猫生活的了解。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立场日益强硬，当局不再向外国赠送大熊猫，转而采取了一种直截了当的商业模式——以丰厚的租金向国外动物园短期租借大熊猫。到了1998年，政策发生变化，中国改以长期租借的形式，送出成对的大熊猫，这么做增加了大熊猫在动物园繁殖的几率。如今，中国在财力上已经高度自给自足，完全可以独家垄断大熊猫的展出，但这些租借安排仍具有经济意义。比如，多数美国动物园为了展出这种珍稀动物，每年要为每对大熊猫支付50万美元的租金。无论中国对自身的经济实力多么有信心，也很难看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拒绝这笔收入。

随着中国经济日趋欣欣向荣，环境问题——大熊猫是它的标志——正逐渐被提上政治日程。中国的环保任务非常繁重。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大量森林被砍伐，其中包含了约一半的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据信，这种森林砍伐很大程度上引发了1998年长江流域的洪灾，导致数千人丧命及数百亿美元的修复成本。由于缺乏涵养雨水的林木，大量雨水顺着四川光秃秃的山坡直接流入了河道。

为回应这场危机，中国采取了一些世界上最大胆的环保举措。它于1998年推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林木砍伐禁令——《天然林保护工程》(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me)。该工程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森林保护新规，叫停了长江上游地区大部分的商业采伐。长江上游地区是熊猫栖息地的心脏地带。此外，中国的《退耕还林工程》(Grain for Green programme)将陡坡上的粮食作物，变成了草地与森林。自这些工程于1999年在四川、甘肃与陕西(这三个省份仍有野生大熊猫)开始试点以来，中国已为此投入400亿美元。

我们很难知道，这些措施在阻止洪灾上会取得多大的成功，但它们确实改善了大熊猫的生存状态。在全国范围的林木砍伐禁令颁布前，伐木者不愿承认自己作业的森林是大熊猫的故乡，因为这么做将危及他们的生计。然而，在砍伐禁令出台后，大熊猫突然变成了资产，这批工人们寻找其它收入来源。这有助于解释大熊猫保护区数量为何从禁令颁布前的大约20个，跃升至今天的逾60个，每年都会增加几个。这也使中国有可能为宝兴周边山区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地(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这片区域占地百万公顷，拥有7个自然保护区、9个公园和全世界几乎30%的野生大熊猫。除热带地区以外，“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拥有最丰富的植物资源——拥有逾5000植物物种，与法国大致相当。

但中国在其落后的西部地区的雄心，与这些令人瞩目的绿色成就有些格格不入。2000年，中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推动西部地区赶上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它大胆宣称，在实施这项宏伟的工程时，会注重环境保护，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真切的矛盾，2008年毁灭性的四川大地震，加大了同时追求发展与环保的难度。这场地震导致约9万人丧生、至少500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现在必须重建这一脆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崩溃的水坝、断裂的公路、整个城镇。这将会给熊猫带来怎样的影响？

幸运的是，中国有能力避免英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时期发生的动植物灭绝。有迹象显示，中国决心不犯同样的错误。在宝兴这类原始工业精神与中国珍贵、脆弱生态系统相碰撞的地方，我们将知道中国是否取得了成功。大熊猫在这里生活了成千上万年。10年前进行的上一份官方调查显示，该地区仅剩几百只大熊猫。现在，人们看到一只大熊猫的机会几乎为零，那么，为何还要费心拯救它们？答案当然在于大熊猫的强大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依赖于它能够在动物园以外继续生存。 失去野生大熊猫，现代中国将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

亨利尼科尔斯著有《大熊猫之路：中国政治动物的奇妙历史》(The Way of the Panda: The Curious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Animal) (作者： 亨利 尼科尔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