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引发三大变化：第一，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第二，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说，只有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人口红利的式微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正是如影随形。例如，近年来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的同时，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率则高达10.2%。

　　理解这个原理，承认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非学术之争，最主要的意义是本来可以使我们早在若干年前就预见到：由于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第一，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第二，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不管怎么说，即使经济学家因过于草率地质疑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并相应地否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未能发挥其预言家的职能，当这些现象终究发生时，事情并没有严重到只剩下亡羊补牢的地步。

　　尽管我本人一直是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预言者，但我绝非悲观的卡桑德拉。针对理论界和舆论界流行的观点，本文随后的讨论将对以下两个疑虑给予否定的回答，即第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劳动力优势会丧失吗？相应地，第二，人口红利消失是否将放缓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只要工资增长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刘易斯转折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其实今年出现的涨薪潮只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事实上，农民工工资在2003-2008年期间，是以年平均10.2%的速度提高的。而且，工资上涨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既是承受得了的，也是求之不得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和同事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始终与工资上涨相伴，而且长期以来快于工资增长。这就给我们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工资上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可以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过来，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会大幅度提高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

　　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有人在解释民工荒现象时，认为是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劳动力转移。我本人一度也认为如此，不过，我现在相信，人口结构变化这个因素发挥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不过，制度性障碍的确影响着劳动力充分转移，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的。

　　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定义是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比重，因此，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是，从非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这两者之间12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成为永久居民，就是开发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此外，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也是中国特有的保持竞争力的机会窗口。

　　我们可以根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毕竟，恰恰是最富的国家有着最高的老龄化程度。我们面临的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例如，把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可以看到我们的老龄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国家的。但是，假如中国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加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行列，与那时的高收入水平国家比较，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却并不突出。所以，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前面提到的发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措施，都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归根结底，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是未雨绸缪，谋划形成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引擎。

　　我曾经撰文讨论过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可以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的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产生的不利效果，从而挖掘出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从先行国家的经验看，这类努力应该包括：建立起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老龄化条件下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加强技能培训和深化教育，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打破劳动力数量短缺的瓶颈；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劳动力供给的制度障碍。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是会枯竭的，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则是无限的。

　　说到底，作为对人口红利的作用进行估算，对其前景做出预言的始作俑者，我丝毫也不迷信人口红利。毕竟，越是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越少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提醒世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在即，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无异于呼吁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时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中国经济的确需要转型。党的五中全会通过了我国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吹响转型号角的同时还清晰地描绘了转型的路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推动经济转型。我认为，除了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之外，还应该通过要素价格变动来推动经济转型。其中，薪酬的合理增长，应该是推动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薪酬的合理增长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方兴未艾，随着更多的农村人口变为城市居民，其生活方式将由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状态和低层次的消费水平转变为现代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从而促进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试想，数亿人消费水平的几何级数提升将会对消费增长带来多大推动！我认同我国经济已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当然这一拐点不是某一时间点，而是一个时间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城市中企业的工资被不合理地控制在较低水平，则无益于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流向城市。因此，推动薪酬合理上涨，尤其是农民工工资的较快上涨，将有助于促进城镇化建设进而推动消费快速增长。工资上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会带来较大压力，从而推进企业积极地推进机械化和自动化，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对出口行业尤其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而言，工资上涨则无疑有助于改变出口产品结构，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却在持续下降。据统计，1995至2006年，该比重由59%降为47%；与此同时，资本收入却上升了12个百分点。当然，由于统计上存在死角，这一数据可能未能反映劳动者报酬变化的全貌，但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的工薪所得。由此可见，与GDP增长同步提升劳动者报酬已刻不容缓。在基尼系数达到很高水平的情况下，薪酬增长应当主要是指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收入群体薪酬的合理增长。因为这部分人群每增加一个单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从而在相应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同时，有助于促进消费增长。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相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明显上涨，但总体来说仍未达到合理水平。

　　提高低收入群体薪酬水平，似乎反对者寥寥，但有人却免不了有些许忧虑，生怕薪酬增长较快会削弱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影响我国出口竞争力。但我认为，只要薪酬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不会给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实质性的削弱。

　　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工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后者比前者快了3个百分点；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1980年为1，2008年则降为0.45。这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工资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只要这个速度不大于3个百分点，中国相对低的劳动成本仍然能够继续维持。

　　再从出口单位价值指数看，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处于低位的。尽管我国出口单位价值水平有所上升，但升速远慢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远慢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2000到2008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上升了13%，而世界平均却上升了60%，发展中国家平均也上升了55%。当然，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石油、原材料价格上升带动的，而我国却是石油、原材料的主要进口国。无论如何，出口价格有上升空间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出口价格的上升有助于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

　　近年来，尽管有大量劳动力供给，劳动者的工资还是不断上升的。但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工资上升，劳动力成本仍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水平相对仍比较低，2008年我国内地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仍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15%-20%，与泰国和菲律宾基本相当。因此，即使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仍具有竞争优势。我认为，未来只要薪酬上升的速度不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仍然可以有效地控制。当然，未来有必要一方面加快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步伐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成本在出口和贸易顺差中的重要性逐步降低。

　　诚然，薪酬的上升对未来物价上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又具有进一步升值的潜力，出口产业容易受到双重挤压。但我认为，在产能过剩，主要产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的格局下，我国未来不具有恶性通胀的基础和条件，再说政府平抑粮食和猪肉等重要食品市场供求关系的能力已明显强于过去。未来物价总体水平可能会高于前一个时期，但只要GDP能维持9%左右的增长，尤其是工资增长可略快于物价上涨，低收入群体仍可能在涨工资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温和的物价上涨能够在基本不损害低收入群体利益的情况下，推动经济转型的加快实现，则未来CPI上涨的容忍度可以略高一些。人民币升值来自实体经济方面压力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当工资上升超过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时，将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进而减轻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压力。鉴于对出口来说，工资上涨和汇率升值具有某种相同的效应，因此有必要在升值和涨薪之间取舍和平衡。考虑到国内经济转型的需要，应该在当前和未来几年，让汇率小幅渐进升值，从而推动工资有较快的增长，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而挤掉了薪酬上涨的空间。因为薪酬上涨会直接改善民生，促进国内的消费；而人民币升值的效应可能会更多地体现在促进对外投资和国际市场消费方面，这与低收入群体无缘，同时只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会多一些，我想我们应当尽量不让肥水外流。

　　毋庸置疑，薪酬合理增长的目标行业和人群应该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端劳动力。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应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及时合理调升最低收入标准；同时出台相关举措鼓励和推动有关行业调升工资。有关部门应出台政策推动低端劳动力薪酬增长制度化、规范化和定期化。当然，还可以考虑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最低课税标准，直接将低收入群体的部分劳动所得返还其本人，同样可以起到增加其收入的效果。此外，地方政府应大幅度削减微小企业的多类税费，让这些生存本已十分困难的弱势企业能有相对多的财务资源可以提高其员工的薪酬水平。不应经常是有呼声，有压力时就做一做；呼声变小和压力减弱时就放一放。这件事不仅关乎公平正义，同时也着实与经济转型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水平相对仍比较低，2008年我国内地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仍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15%-20%，与泰国和菲律宾基本相当。因此，即使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仍具有竞争优势。未来只要薪酬上升的速度不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仍然可以有效地控制。

　　考虑到国内经济转型的需要，应该在当前和未来几年，让汇率小幅渐进升值，从而推动工资有较快的增长，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挤掉了薪酬上涨的空间。因为薪酬上涨会直接改善民生，促进国内的消费；而人民币升值的效应可能会更多地体现在促进对外投资和国际市场消费方面，这与低收入群体无缘，同时只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会多一些，我们应当尽量不让肥水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