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介的出现，为反腐斗争另辟了蹊径。看着网友爆出的一个个“帖案”成为板上钉钉的铁案，大快人心。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最早流传的“上访不如上网”(发帖)，也已经变成了“围观改变命运”(织“围脖”)。可是，在被寄予厚望的网络反腐形式“与时俱进”的背后，映射出的却是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固步自封”。

　　这个观点，相信山西运城市夏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一定深表赞同，他因为短信实名举报县长李晋学涉腐惨遭刑拘和“抄家”的报复。若不是上级及时介入，真不知事态将如何发展。还是当地官员事后总结的好：“举报代价太大，政治需要智慧。”

　　何止政治需要智慧，举报也一样。吴局长的惨痛经历，正从侧面阐释了网络反腐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原因。根据新版《中共党建辞典》的解释：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正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

　　“有力补充”果然给力。在网帖爆料河南周口鹿邑县一老妇对乡长下跪磕头，而乡长对此无动于衷并出语威胁后，该乡长随即被免职。如果没有网帖的爆料和网友的积极跟帖以及随后形成的舆论压力，相信农妇跪多久也未必跪得掉乡长的乌纱帽。

　　网络反腐第一人“杨平同学”(任株洲纪委书记时实名接受网络信访)曾说过：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一语道破了网络反腐的生命力所在，网络信息的交互性和广泛传播化，突破了权力运行上下脱节的困局，有效地聚合夯实了孱弱松散的舆情。

　　有人总结过网络反腐“路线图”：网民发帖—网友顶帖—形成热点—媒体追踪—事件放大—政府介入—真相大白。这条规律不仅讲明了网络反腐的优点，也明确暴露出了它的短板。

　　新近爆出的“微博直播腐败日记”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据报道，数月之前，就有多人对日记主角湖北恩施州公安局副局长谭志国进行实名举报。但直到“腐败日记”走红网络，才引发有关部门启动调查。自称是日记作者的网友接受采访时称，自己的微博是根据举报者的帖子进行综合“创作”的，只是为了帮助举报者解决问题。如果没有热心网友的“创作”，或者“创作”与传播没能引发“围观”，这件事情的结果又会是怎样？

　　制度化的实名举报要么惨遭报复，要么难以引发关注，迫使其他举报者寄望于互联网围观，而且为了引发围观还要“与时俱进”地利用新媒介形式进行“创作”，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微博“举报文学”的出现，反映出的正是反腐斗争中传统制度化路径的困境。(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