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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启雯
当下的“中国”,几乎已是异域学者们各种新理论的“试验场”,他们用林林总总的视角和五花八门的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思想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这种现象“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这些异域学者们有时候只是在抽象理论上进行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即“如果只是用一种常识来反对另外一种常识,那我们还将陷在迷信的雾霾里发呆,失去反省和自省的好时机”。
于是,葛兆光在他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中以一个中国学人的身份,深入思考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乍看,全书内容粗芜杂乱,但细细读完,还是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一条主线。具体来说,这本书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存在三个方面不绝于耳的争论:一,古代中国究竟是个“帝国”,还是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或者是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二,历史研究要不要抛开这个针对“中国”的国别史,重新寻找一个“历史世界”?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新理论,是否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这些争论,各有特点,耐人寻味,对反思“中国学”颇有现实意义。
葛教授研究和关注中国的历史论述,潜台词却是“现实中国”。众所周知,18世纪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基本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各领域也一直是周边诸国竞相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与中国距离较近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更是亦步亦趋,派遣学者来华学习中国文化更是从未间断过,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区”。文化、制度方面的相似性以及朝贡体制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中国与周边诸国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些国家的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复杂而暧昧。
其实,一个人群,不论其以文化定义自身,还是以地理疆界区别于他者,总是要为自我存在的意义(合法性)寻找基础。对一个人群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大更紧迫。葛教授也把这种“紧迫”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并提出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三阶段论: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天下的时代,当时由于中国的周边没有更强大的文明,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大,居于天下的中央,于是,就形成了思想上的“天下”观念和政治上的“朝贡”体制。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具有文化的自信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封闭的一面。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自视为“华夏”(“夏”字带有“雅”的意思),而周围都是“蛮夷”。
直至晚明以后,尤其到了晚清,这种“认识”才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之后,中国人进入了认识世界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以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中西文化的比较也应运而生。可是,我们也总在怀疑,西方是不是中国唯一的镜子呢?它跟我们的比较,是否就能令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似乎并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进入第三个阶段,“从多面镜子来认识中国”。也许,当下正是一个需要“多面镜”的时代———由于中国自身的存在,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整个世界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中国也将因此重新定义自己,这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不无裨益。
葛兆光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向度出发,提出了在“中国”研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三个要点:首先,从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是移动的,不仅各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不断变化。其次,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也是“中国”作为“国家”的存在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文化相对清晰和稳定,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再次,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不是特指某个“王朝”,也不是单指某一家“政府”。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文化认同,甚至抹杀历史认同,进而给准确的自我认同造成麻烦。因此,葛教授强调:在“交错的历史”中,把“亚洲”作为背景,“从周边看中国”,能促成一种超越国家的历史研究,使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这三个向度,不仅全面、系统、深刻,而且颇有新意。
潘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