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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北纬39°，东经117°，天津沿海最东端。
5：45，汉沽大神堂村在渤海湾第一缕阳光中醒来，这里是天津最后一个渔村。
9月6日，“天津边界行”的第一站就从这个天津边界上硕果仅存的小渔村开始了，记者和当地渔民一起出海打鱼，一起探寻这种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生计还能存在多久？
“神港”传说
大神堂村是汉沽最东边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至今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唯一的渔村。
2405名渔民、80多条渔船，一早出海打鱼，傍晚回港卖海货，大多数渔民依然保持这样的传统生活方式，每天周而复始。
4：00，趁着夜色，记者从汉沽城区驱车赶往大神堂村的渔港。渔民5：00就要出海捕鱼了，而误了时间也就误了“收成”。
4：30，天色还是一片黑暗，在汉沽城区通往大神堂村途中的太平街延长路上，记者遇到了有生以来最早的大塞车，满载海货的车辆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这里是海鲜批发市场，每天这个时候都是商贩批发水产的时候，很热闹。”送记者去港口的汉沽工委宣传部田国勇科长说，这里买卖的海鲜产品基本都是前一天渔民出海打来的海货。
车子一点点蹭出这个区域，天色也在前进中渐渐放亮。
大神堂，这个名字对于多数天津市民来说还比较陌生。“明朝就有了大神堂村。”田科长说，大神堂原本叫做陆家庄，明朝洪武帝时期，曾在这里打了一场恶仗。据说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后迁民到这里又遇到瘟疫，丰南术士说只有神才能镇住邪气，因此设立神坛，进行作法驱邪。后来当地人把村改名神堂庄，后北面又建了个小村庄，因此神堂庄叫做大神堂，小庄叫做小神堂。
5：00，记者终于按时赶到了大神堂，在港口的石头门柱上，刻着“神港”两个字和一个太极图案，给这个村子更添加了神秘。
打鱼之苦
“出海喽！”
随着带头的渔船驶出渔港，港口内的大小渔船开始排成一字队形随潮水驶向大海。
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冉冉升起，海面上留下了闪动的涟漪。
记者随津汉04086号渔船出海，46岁的船主刘东刚坐在简陋的驾驶室的高凳上，驾驶这条机动渔船驶向捕捞区。
30岁的安徽人王瑞和40岁的河南人胡伟则坐在甲板上休息。他们是刘东刚雇来的捕捞工人，9月1日开海后，他们刚刚从各自老家赶到大神堂。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高薪雇他们来打工。”刘东刚说，这条船他已经开了十二年，都是雇人来打鱼。他的女儿今年22岁，在公安部门工作，妻子则在家里操持家务。
“就算我有个男孩，也不会让他和我下海，这个活儿太辛苦。”刘东刚说。
刘东刚是大神堂土生土长的渔民，他的父亲、祖父都是靠打鱼为生。
刘东刚说，现在的捕捞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一只指南针出海，必须看好风向算好潮期，不像现在每天都能回港，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我记得十几岁时和父亲出海，遇到大风浪，差点翻船。”刘东刚说，现在每天出海都要看村里通知，如果有恶劣天气就不出海了，现在打鱼更安全了。
即使如此，他还是不想自己孩子“子承父业”，虽然雇用两个工人，每人每月4500元的工资，对他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准备撒网。”看着导航仪上的海里数，刘东刚对着甲板上的王瑞和胡伟大声喊。不是他态度不好，而是发动机的噪音实在太大了。
两个工人把渔网从船尾撒到海里，渔船随即加大马力向前行驶。胡伟坐在甲板上开始用布裹脚，然后套上厚橡胶鞋，戴上橡胶手套。
约10分钟后，刘东刚停下船，也走上甲板，开动绞盘把渔网的缆线拉起来。第一网海货被打上船，倒在了船的后甲板上。
和记者想象的鱼虾满仓的场景完全不同，甲板上是成堆的牡蛎贝壳。王瑞拿起一个铁耙子，一边扒开贝壳堆，一边把里面的海螺、皮皮虾、螃蟹、海鱼以及章鱼等海货拣出来放到篮子里。
记者穿着凉鞋走上后甲板体验这项工作，可刚踏上贝壳堆就被锋利的碎贝壳扎破，脚掌流出鲜血，伤口浸入海水钻心地痛。
“你穿的鞋干不了这个活儿，到前甲板那里安全些。”刘东刚大声喊着。在休息期间，他说船上作业还是有一定危险的，扎破手脚是小事，而用绞盘带动的缆绳力量很大，扫到人就会把人打到海里，如果被缆绳缠到腿脚，没有及时发现停机，骨头就会被搅断了。
没用的碎贝壳，被他们用铁锨再次抛回大海，然后再次下网、再次收网，再次拣他们需要的海货……就是这样一个程序，一整天不停地重复着，但每次打上来的海货都不是很多。
渔民之盼
中午，刘东刚拿出带的馒头和香肠，和王瑞、胡伟在船上一起吃午饭。
“工作太忙，中午就凑合一顿。”胡伟说，中午都是吃些不需要加热的“快餐”。
从凌晨出海，到傍晚回港，吃晚饭休息，胡伟和王瑞几乎24小时不离开这艘船。和海上打捞工作一样，他们的业余生活也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胡伟在刘东刚这里工作七年了，算是老渔工，而以前他曾是个厨师，会做一手好菜。“这里苦点儿，但是能攒下钱来。”胡伟说，每个月4500元钱工资，他几乎都能存下来，因为没有花销，他要为考大学的儿子攒学费。而以前在城里当厨师花费太大。
王瑞在大神堂打工只有两年多，他说虽然出海起早贪黑辛苦点儿，但这里挣钱多，他老家还有种地的妻子和两个上小学的儿子，生活压力很大。
大神堂原属于汉沽营城镇的一个村，但现在营城镇已经撤销，和原寨上街合并成寨上街道办事处。镇里原来管辖的19个村中，17个已经搬迁，原来的渔民和农民都搬进汉沽城区，住进安置房。而大神堂的村民还延续着几百年来的打鱼生活。
“听说大神堂村也可能规划搬迁，如果不让你出海打鱼了，拿一笔安置费，搬到城区去住，你愿意吗？”听了记者的问题，刘东刚憨憨地笑着说，“那敢情好。”
指着打上来的那些小鱼小虾，刘东刚说，虽然以往每年打鱼收入也能达到10多万元，但现在雇人成本越来越高，而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却越来越低。尤其是今年，康菲漏油事件后，近一段，他们打捞作业区也发现了油污，海产品死亡很多，产量较往年减少不少。
“这个行业越来越不好干了。”刘东刚说，现代村里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个累活儿，而海洋污染让海鲜产量越来越低，虽然一年两次休渔，政府在每年6月1日到9月1日的休渔期都投放大量鱼苗，但现在产量还是越来越低。如果能搬迁，一家可以拿到一两百万元安置费，比打鱼受苦强多了。只是他很担心住惯了自家的四合院，那高楼大厦怕住得不舒服。
在大神堂，和刘东刚一样想法的渔民不在少数。很多人都盼着政府对大神堂进行搬迁，能获得更多实惠。
16：00左右，在打上来几大桶海货后，疲惫的刘东刚跟随船队返航了。
17：00，大部分渔船陆续回到港口，清静了一天的神港一下热闹起来。 “海鲜经纪人”们早已等在码头，登上渔船对海鲜进行称重、记录，然后把货品提走。
当地一位渔民说，虽然比较辛苦，但他们没有定价权，只有“经纪人”们把货卖出去后，才能给他们结算，而人家卖了多少钱，他们并不知道。
渔村之惑
“今天的收成并不是很好。”来收购刘东刚船上海鲜的“经纪人”说，这些海鲜也就是过去每天打捞量的一半。而记者走访了几条船，船主的普遍反映都是歉收。
“是不是还是由于油污污染造成的？”几个船主在岸边抽着烟边议论。一位年轻的渔民说，他们已经向村干部反映了，也找了相关部门，但至今仍没有答复。
大神堂村委书记李桂强说，村民的确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们也向滨海新区相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反映了，而有的海产品养殖户损失更大。如果找到油污源头，他们就要代表渔民讨个说法，不能让靠渔业为生的渔民白受损失。
李书记说，大神堂村以打鱼为主，但全村80多条渔船，大功率的渔船只有12艘，可以去远海捕鱼，而小渔船只能在近海打捞。由于近海捕捞区日渐缩小，渔船密度大，自然影响收成。近年来，为了保护生态，每年政府都出资购买大量虾苗、鱼苗往作业区投放，休渔期后再让渔民出海捕捞。休渔期间，政府给还给渔民以补贴。
“大神堂村原来是附近几个村中最富的，但是现在处境不如以前了。”李书记说，原来的村办企业渔网集团是盈利大户，生产的渔网远销沿海各地和韩国、东南亚等国家，但是金融危机后，业务锐减，这几年企业陷入困境。
目前，大神堂周边村落几乎都已搬迁，土地被征用，村民得到妥善安置，生活条件都改善了。自从北疆电厂和大神堂风电场先后落户大神堂后，大神堂村民也开始盼望搬迁，但搬迁规划至今还没定论。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果整体搬迁，大部分渔民是赞同的，但天津最后一个渔村和传统打鱼作业的历史也许就要终结。
而如果现在投入资金大力发展传统渔业，搞旅游和海鲜产品产业化发展，一旦政府规划几年后还需搬迁，那投入的资金就又打了水漂。
18：00多，大神堂的渔港渐渐恢复了宁静，“海鲜经纪人”们带着货品走了，刘东刚下了船骑车回家。他的家距离港口很近，10多分钟的路。妻子早已经在家做好了饭菜，女儿也下班回到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海上一天的颠簸劳累在温情中被一扫而光。
住在船上的胡伟和王瑞也开始做饭，没有卖出去的一些零碎海鲜成了他们的下酒菜。中秋节快到了，他们说，有些想家了，但那一天，他们依然要出海。文/摄新报记者李汝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