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被两车碾过，18个路人未施援手”的新闻公众已经不再陌生，我在本周一见报的“诌一周”栏目里提到过，昨天张磊的《跳出悲愤看“冷血”》也进行过评论，今天之所以再次提及，是因为此次事件在不断升温之后，又发酵出了新的话题——

　　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10多个部门以“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为主题，针对小悦悦事件进行讨论。会上，立法保护见义勇为、惩戒见死不救的建议再次被提了出来。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而此次18个路人的冷漠，又一次触痛了公众的神经，从而再次发出对惩治见死不救、保护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

　　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道德的归道德的，法律的归法律的，18个路人没有施救属于道德上应该谴责的范畴，不能道德一感冒，法律就发烧，法律的过多干涉只怕会适得其反。

　　在探讨是否需要一部法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18个路人为什么如此冷漠？归结之，无外乎外因和内因在共同起作用。惨剧一出，“彭宇案”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少人把“彭宇案”当成社会冷漠的导火索和催化剂，认为做好事的成本越来越高，使得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甚至还有人模仿电影《无极》，丢出了一句：现实社会，你毁了我一个做好人的机会。以上皆为外因，至于内因更是无需多言，鲁迅先生笔下麻木的看客早已深入人心，这种看客现象还有一个国际通用的名字，叫“旁观者效应”。而比看客现象更让人气愤的是，当陈阿婆抱起小悦悦求救时，有人劝她“别多管闲事”，当小悦悦事件引发媒体关注后，有人说她“为了出名”。呜呼哀哉，难怪《环球时报》作出了这样的表述：这就是中国社会道德面貌的一个真实细节，它度量出了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线的“最低值”。

　　冷漠源于顾虑。当大家在对18个看客指手画脚口诛笔伐时，扪心自问：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与可能惹来无尽的麻烦甚至官司之间，在安安稳稳与可能被诬陷索赔甚至倾家荡产之间，你会如何抉择？会不会成为第19个看客？这并非是单纯一句有没有道德就能解决的。

　　而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当道德无计可施的时候，法律就该发挥它的指南针作用了。而且用法律对见死不救、见义勇为进行调整，国际上早有先例，《德国刑法典》和《意大利刑法典》分别规定对见死不救者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3个月以下徒刑或科12万里拉以下罚金；除此之外，《无偿施救者保护法》也是美国、加拿大、欧洲的法律条文，用来免除做好事者的后顾之忧。

　　当然，道德也是最高的法律。法律并不是万能的，除非是公众真正地内心醒悟，否则单纯靠严刑峻法并不能有效地提高道德水平。复兴之路不光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与道德的。要想实现道德的全面回归，不仅要完善立法，更要公正执法，倘若雷锋式好人总被冤枉判赔，公众还能指望谁来惩恶扬善，社会正气还能指望谁来弘扬？当然，社会道德的整体重塑，最关键的还是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不光是扫了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帮着清理一下他人的瓦上霜。哪怕不施救！哪怕不搀扶！哪怕只是打一个简单的求助电话！只有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才会变成美好的人间。本报评论员 李国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