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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主持人
孟非之人生回顾
孟非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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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
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下面的一个电视节目报印刷厂招工,这个招工竟然是要考试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试的工人里我还算是相当有文化的,因此我顺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当时我觉得,虽然只是工厂,但毕竟是江苏广电本系统的,先干着吧。
从一个闲散人员,到一个印刷工,我觉得还不错。虽然工种差了点儿,但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而且又是在广电系统的企业,对我而言多少有点儿归属感。当时我想,再干几年厂子会越来越好,等我资历老一点儿之后也许可以转正成为厂里的正式工。在厂里,我的文化水平还算比较高的,好好干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组长甚至车间主任这样的级别。
印刷厂的工作自然就是印报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电视节目报还是很吃香的。很多有点岁数的人应该都还记得一张节目报刚来的时候,一家人围在一起用红笔在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下面画杠杠的情形。刚开始印报的时候,印量是从十几二十万开始的,慢慢增加到三四十万、五六十万,最后到了鼎盛时期印过一百二十多万份。很多年后,我碰到印刷厂的老同事,问他现在印多少,对方说:“十几万吧。”我开玩笑说:“怎么这么少?我一走厂子就不行了吗?”
当时节目报挺吃香,报纸印量大,我们的机器和人员少,导致我们必须从周二晚上开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连续干三十多个小时,就是俗称的大夜班,中间每干个八小时就休息两小时,印一次报纸,我要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看两回日出日落。
印刷厂车间的噪音非常大,有九十多分贝,巨大的噪音让人就是面对面也得扯着嗓子喊,对方才能听得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很快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劳动人民嗓门儿大?那是因为劳动人民无论是在广阔的地里干活儿,还是在噪音巨大的工厂里上班,声音小了,别人都听不见。
那时每次印报纸,印刷工们要不停地抽报纸出来查看,看墨重不重、水大不大,而我除此之外,还看新闻。后来厂里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闻节目里每天都有读报环节,就说:这是他在厂里印报纸落下的病根儿。我在印刷厂的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获是让我深刻感受到了阶级意识,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这个社会我属于哪个阶层。
当印刷工干的自然是体力活儿,而厂里最重的体力活儿不是印报纸,是卸纸。每个月厂里都要进新闻纸,一大筒一大筒那种,我非常熟悉,小时候在重庆日报社家属区生活时经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辆平板大卡车开到车间门口,上面整齐地堆着一筒一筒的新闻纸,车屁股对着车间大门。每筒新闻纸都有几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纸筒从车上卸下来,再推到库房里去。
卸纸这事儿真要一把子好力气。两块木板斜搭在车斗上,两个工人上去,用撬棍把上面一筒一筒的新闻纸撬下来,其他人在车下面等着,等上去的人把几百斤重的纸筒从车上轰的一声撬下来,底下的人必须非常用力和小心地接着。纸筒从车上头滚下来,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接得住,不小心则很容易被砸伤——那么重的纸筒要是从人的身上压过去,那人估计基本就被压成相片了。纸筒被撬下来后,还要一个一个地推到指定的位置。让这些纸筒拐弯儿是最费劲的,几个来回下来,手就酸得不行。我第一次卸纸后,晚上回家吃饭拿筷子手都在发抖,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
相比在下面接纸,在车上撬纸更需要力气。一般我们都是轮流上去撬纸。撬纸要拿着很粗的铁撬棍,插到两个新闻纸筒中间,把上面的纸筒撬起来然后推下去。我第一次上去撬纸,撬棍插进去之后我两腿都悬空了,也没把纸筒撬起来。下面的工人都笑了,有人看不下去了,一个叫吴大麻子的同事爬上车一把把我拉开:“滚滚滚。”说着他接过撬棍,用力一扳,纸筒轰地滚下去了,下面的工人笑成了一团。由于卸纸这活儿非常累,所以每个月只要有卸纸的活儿,工资里都额外有二十块钱补贴。
除了卸纸,卸石棉网的事情我也记得很清楚。流程和卸纸一样,但是因为运石棉网的卡车太宽太长,开不到车间门口,我们就要从坡下面的厂门口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石棉网背到车间去。和纸筒相比,石棉网的分量轻得多,但也有好几十斤,而且体积很大。运货的人在车上,把石棉网一包一包往下推,我们就在车下面弯着腰用背接着,然后背着石棉网去车间。因为石棉网的体积大,我们必须把腰弯得很低,手才能比较省力,否则托不住。
其实,背石棉网远没有卸纸那么累,但它却让我对体力劳动有了一个深刻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背石棉网的时候,工人们身体呈现出的姿态给了我强烈的刺激。那种身体的姿态让我想起了《东方红》里在旧社会上海滩的码头上,从帝国主义资本家的船上卸货的劳工。我们干的活儿是一样的,连身体的姿态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边上没有人拿着鞭子抽我们。想到这里,作为主人翁的自豪感浮上了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