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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
上海嘉定区的两个楼盘销售点，因开发商大幅降价，被愤怒的老业主“团团包围”讨要说法。
笔者理解业主这种“维权”的心情。确实，这种巨大的落差和“被剥夺被掠夺感”，让谁心里都受不了。从两万多一路跌至1.4万元，自己的财富瞬间缩水何止一两百万，比打劫狠多了——但是，笔者又实在找不到理由赞成这种“维权”：维的是什么权，这种对“高房价利益的捍卫”属于什么正当权益？正如很多网友所言，这纯粹是为自己的疯狂跟进埋单，为自己的非理性投资埋单。当初买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进行理性的评估和风险的衡量。房价大跌了，要维权，跟开发商要差价，可像以前那样，房价一直在飞涨，赚钱的业主会不会跟开发商分钱呢？买房，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投资，这天底下哪里会有只赚不赔的生意。商品房的买卖，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是成年人在充分知情、充分判断风险后自愿签的合同，这种自愿的市场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说，那些在楼盘降价后围攻开发商的业主，既反市场，又反法治。2008年的那一波降价中，就发生过这种房价大跌后业主向开发商索赔的案件，可都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无论到哪个国家，都不会支持这种反市场、反法治的无理要求的。这种反市场反法治的维权，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公民的法治意识。都说敬畏法律，都把法律挂在自己的嘴上，言必称“法治”。可是，我们不仅是在“法律对我们有利”、“法律能给我们带来利益”的时候，才去支持和捍卫法律。更考验一个社会中公民的法治意识的，是在法律有可能作出对我们不利的判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足够的法律理性去尊重和接受这样的结果。
透过房价暴降1/3，开发商的暴利可见一斑。地价大幅上扬、建筑与用工成本上升、CPI高涨，这些此前支撑房价上涨的论据，此时都无法阻止房价飞流直下。房价下降就像是“狼来了”，人们千呼万唤多年，但降价的“狼”迟迟没来，以至于许多人觉得“狼不会来”。面对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许多有闲钱的人都加入到炒房大军中来。而那些没有多少钱的年轻工薪族，在“丈母娘的需求”、“拥有稳定的家”的逼迫下，在房价此前逼宫性上涨的恐慌中，还是毅然决然地背负了二三十年的贷款，去实现自己的“蜗居梦”。一旦房价大跌，无论是炒房族，还是房奴们，经济上的损失是巨大的。一些人甚至要付出半辈子的代价，去为当初狂热的购房行为买单，这种心理上的不可承受之重，旁人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但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必须承担的后果，想逃避是不可能的。某些人试图通过闹事，或要求开发商赔钱与退房，或阻止开发商降价，实质是在推卸自己应当承担的那部分投机与非理性责任。从主观的角度，开发商不会将“吃进去的钱再吐出来”。从客观的角度，正是因为销售低迷导致开发商资金链面临断裂，所以其才选择降价。换言之，想从开发商那里要回钱，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更无法撤销已生效的、未见违法的购房合同。市场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济上的泡沫迟早是会破掉的。房价出现大跌并不是旁观者“幸灾乐祸”，而是实际价值的必然回归。
《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
生活中，劳动者患职业病后诊断难、维权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他们不仅遭受着工作导致的病痛折磨，而且还忍受着合法权益难受保护的不公。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农民工以临时工、季节工等身份代替正式职工从事职业危害严重的工作，他们流动性大，多工作在中小型企业，劳动关系不固定，缺乏相应的法律风险意识和职业病防范常识，很少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当病情得到诊断时，原来的用人单位早已解散或倒闭。着眼于这种特殊背景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草案就未确定劳动关系的职业病人作出规定，以强化政府社会救助义务的方式，实现对其的帮助和关怀，不失为民生立法的价值体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条款的增加，能否在普遍意义上为广大边缘性的职业病人提供权益保障？推而言之，一部宏观层面法律的修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当前我国职业病防治的困局呢？无论是就未确定劳动关系职业病人的救助，还是职业病人的权益保障，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国家层面的立法至多只能提供抽象化的指引，诸如对用人单位防治责任的规范，对行政机关执法监管的强化，抑或是对地方政府救助义务的设定，在具体的操作上都有待于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细化和延伸。以往的治理经验甚至表明，行政立法与地方立法的精细化与否，往往构成国家法律能否正确有效实施的关键。
约束和惩罚是防范与敬畏的重要前提。《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的修正初衷是积极的。然而，其中对损害劳动者生命健康的惩罚力度的提升依然有限，在地方政府提供救助方面，也缺少强有力的责任性约束。比如，对于严重损害劳动者生命健康的用人单位，草案规定的处罚分别有“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作业”、“责令关闭”、“罚款”。细品之下，“停止危害作业”与“责令关闭”属于“正确的废话”——发现了严重危害，理当叫停。或者说，不符合安全规范、存在严重威胁的企业，根本就不应该开业。至于罚款，草案规定由原来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提高为“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上限提高了二十万元，对违法企业有多大的震慑力？面对某些黑心老板喊出“死个人大不了赔几十万”，这种罚款产生的敬畏效果不容乐观。草案增加规定，“擅自批准建设项目或者发放施工许可的，对该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监察机关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记过直至开除的处分”；“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记过与开除是对不称职与渎职公务员的应有处理，犯罪自然要承担刑事责任，严格意义上说，这些条款都是对既有法规的重申，没有什么新意。草案还规定“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可以向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现实中，有太多人看不起病。申请救助是一回事，批准又是另一回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分税制实施之后，地方政府与高层在财政投入上耍心眼的事还少吗？对于这一切，既有“草案”的不足，又有“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尴尬。真正落实职业病防治，还有许多问题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