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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市长河村隆志在会见到访的南京市政府代表团时,公开怀疑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他称自己的父亲是日军老兵,在南京待到战争结束,并受到当地人尊敬,如果真有南京事件,南京人不会对日军那么客气。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员会书记刘志伟没有提出抗议,只是说南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学习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中国经济网,2月21日)
外交场合之中,如何应对刁难和挑衅,无疑是官员们需要掌握的一门学问。通过上述事例,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国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对这门学问的掌握显然还需要加强。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外交往的态度和技巧上,这位来自南京的官员完全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不卑不亢,面对对手的无理言论,作不出应有的反击;在外交底线的恪守上,这位官员缺乏起码的政治敏感性,即便是被对方公然地挑战历史常识和民族情感,也无法表现出哪怕一丝捍卫尊严和真理的勇气。
官员们出国,和普通公民出国不同,由于职务和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蕴含着独特的政治意味。现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理论表明,官员的职务是公众赋予的,他的身份具有无可置疑的公共属性,无形之中,他的言行举止也必然要受到公共伦理的制约。因此,在具体的外交场合中,官员们除了要完成既定的外交任务以外,还有一个基本的公共承担,那就是——必须在外事活动中保持正当、得体的公共形象,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遍观外交史,因为在外交场合表现失当而导致外交事故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外交场合表现出色而博得国际声望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访问苏联。一次宴会过程中,有苏联将领当着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面对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口出不逊。对此,中国代表团成员当场予以驳斥,宴会之后,周恩来紧急召开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决定在第二天的正式会议上对苏方提出严正抗议。面对中方的强硬立场,向来在国际舞台上横行无忌的苏共领袖不得不表示道歉,并提出,会公开就这一事件进行澄清和解释。在正式会议上就私下的一句“戏言”提出严正抗议,如果只是发生在普通的民间交往中,或许真有点“小题大做”,然而,在外事交往中,任何细节,特别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尊严的细节,都足以成为影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就这一点来看,中国代表团的“小题大做”是完全有必要的。
此次,南京官员之所以有如此表现,一方面与其个人的经验和气魄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国官员在外事交往中的某些“通病”。首先,我们的外事活动太过功利,在“经贸挂帅”的旗帜下,利益往往成为唯一的目的,文化和历史问题的沟通一般都是附属品。其次,各地外事出访太过频繁,相关部门对出访人员的外事培训跟不上,以至于出访人员在面对突发现象时全无应对之策。最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和事佬”心态在外事交往中表现很明显,为求“和谐”和“圆满”,不惜忍受无礼和嚣张。 (作者:莫言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