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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想法只是猎奇
出生于香港的李,8岁时随父母来到美国,直到1985年十几岁时才首次踏上中国大陆。大学毕业后,李在华尔街上打拼了10年,做过投资银行,也曾问鼎对冲投资公司合伙人的高职。但2005年,距离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范围金融风暴还有三年的时候,她已经看到了华尔街上山雨欲来的先兆。
她开始四方游说,向金融界高层和监管官员说明自己的忧虑,但那时候在大部分官员眼里只有不断飙升的房价、百万甚至千万的分红,她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李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与一名德高望重的金融高级监管官员的会谈。
“很明显他们是把华尔街银行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我说你们这样是对屋子中央的大笨象视而不见,早晚得不偿失,他对我说‘那是你们这代人担心的事,跟我没关系’。我真希望我当时带了录音机把这段话录下来。”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那次以后李心灰意冷。她离开了华尔街,进入佩斯大学执教,之后又转入纽约大学经济系任教。2006年,应一份杂志的邀请,李到中国进行调研,写了一篇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长文。“当时最初的想法只是猎奇,但那次的采访却让我意识到中国的体制运作不可小觑。”
2007年,李应邀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为中国政府官员开了不少关于美国金融体系的讲座。“我觉得他们虽然对美国金融体系认识不全面,但他们的态度非常开放,非常渴望学习,这与我接触过的美国官员太不一样了。”
与中国官员的接触和座谈也让李对中国模式有了更深的认识。2008年从中国回来后,她脑子里的《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已经开始成型了。
谁在听?
在美国的图书市场上,写中国的书比比皆是,但其中很多销量并不理想,使出版商对这类图书心存疑虑。在找到BK之前,李和她的经纪人已经被20多家出版商拒绝,《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在销量排行榜上的成绩让BK觉得捡到了宝。
但在普通读者中获得的销量,并不能代表这本书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的程度。“现在采访我的大部分都是像NPR这样的公共媒体,私营电视网只关注非左即右的极端言论,因为这样的论调更有观赏性和娱乐性。”至于执掌国策的政客们,“我更不知道他们每天回家都做些什么,会不会买一本书来看看。”李的语气中不难听出些许失望。
对此,亚洲协会的夏伟丝毫不感到意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意识到美国存在不少问题,很多人对中国能够迅速通过并执行新政策的能力印象深刻,这正是美国做得很差的地方,”夏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向美国学习,要接受向中国学习的说法的确很难。”
夏伟认为中国的制度很多并不适合美国,最重要的是要让美国人懂得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他对目前的总统竞选深感忧虑,“共和党对中国的知识低得令人发指,共和党候选人以诚实的态度谈论中国的意愿也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李对此却并不担心。“这些不过是为竞选而玩的修辞,比如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常发表对中国很激烈的抨击,但他是个亿万富商,我不相信一个有能力赚到这么多钱的人真的会忽视中国。我相信改变不会是来自上层的决策者,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普通民众。年轻人里幸运的都去中国找工作了,不那么幸运的都在‘占领华尔街’。这个时候向中国学习的提法是会有人愿意听的。”
这一观点得到了资深外交家卜励德的认同。年近八旬的卜励德在当年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陪同总统来到中国,之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首位政治部主任。
“那时候的中美关系就是一根电话线,一头是基辛格,一头是周恩来。现在中美关系是一条由民间往来拧成的光缆,进步往往不是华盛顿或北京带来的,而是那些往来于两国之间读书、工作、做生意的人们推动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决策者。”
卜励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不论美国人愿不愿意承认,美国向中国学习的过程早就开始了。“你看看现在美国有多少人学汉语,每年送多少留学生去中国,有多少人在中国做生意,就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学了。”
这正是19岁的纽约大学学生奥泽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我从小喜欢吃中餐,我会用筷子,现在正打算学汉语。纽约大学在上海开分校了,说不定我将来也会到那儿去上学。我觉得向中国学习是个很好的主意。”奥泽在听完李的演讲后说。
美国社会在变得谦逊的同时,也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从中国的复兴中能学到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最危险的错误结论莫过于‘威权主义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农业经济向工业时代转型过程中,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的确效果斐然。但中国能否迈出下一步,目前还不得而知。”路透社全球总编克里斯蒂娜·弗里兰说。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