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文件难管一张嘴

　　显然，公款吃喝已经成为社会顽症，对此，上至中央，下至百姓，一片鞭挞之声，相关部门的反腐利剑也频频亮出。

　　据统计，多年来，我国出台的相关禁令多达上百项，相关部门对于公款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不仅形成了一整套预算管理制度，相继出台的招待费限额控制、定点招待、发票管理等约束性规定也是一再完善。

　　可如今看来，“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仍有日趋泛滥、蔓延之势。

　　在搜狐论坛上，一位即将毕业的网友晒出他爸爸用心良苦的“育儿经”，引起网友热议。父亲是一家企业的老总，眼看着儿子即将步入社会，就频繁带儿子进出酒店应酬，期间包括喝酒、唱歌、洗澡。父亲表示，这是为儿子提前进行“社会实践”。

　　“喝着好酒，说着奉承话，这是爸爸这段时间教我的社会经验。可从前，他总是告诉我要做一个说实话、办实事的好孩子。”截然不同的观念让儿子困惑不已，“爸爸给我的解释是，如今争项目、要资金，必须宴请实权人物才能‘酒’到渠成，需要在酒桌上下功夫。”

　　如此“教坏”孩子，自然是引来一片质疑声，可网友“御前行走”道出原因：“身为父亲岂不知不能这样教小孩，可身为企业老总，更明白当下社会场面应酬的重要性，如今不少行业视吃喝玩乐为工作之需，甚至得出‘喝酒就是工作’、‘喝酒出生产力’的结论。每年数额巨大的公款招待费也是一个佐证。”

　　“我本身既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同时又无奈地成为这种风气的助长者——经常请吃和接受吃请。”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特别关注公款吃喝问题，他说，适度的公务接待是开展工作的需要，但超过了一个“度”，就会导致巨大的负面效果，当前公款吃喝应酬已慢慢变成“灰色腐败”。

　　一位机关干部也坦言，工作中的“酒精考验”让他颇感无奈。“在吃喝大环境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如果坚持‘上级来人四菜一汤’，那么结果就是‘资金项目全都跑光’，虽然知道喝酒伤身体，但为了工作也没办法。”

　　然而，用公家的钱吃喝只是一个表象，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公款接待成了个“筐”，有人虚开发票中饱私囊，有人假公济私满足私欲，有人借此大肆行贿，有人吃喝玩乐洗浴嫖赌全报销……领导干部生活作风蜕变的拐点，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安徽贪官许道明利用接受他人请吃饭和出去旅游、考察之机收受贿赂的次数几近占到了其受贿总次数122次的一半，而在这一过程中达成某种约定以及所收到的贿赂款基本上占其受贿总额的2/3。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认为，公务接待问题之所以已成顽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款吃喝在当前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文化中的一部分，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行政文化，想靠几个文件就把它清除掉几乎不可能。

　　取信于民必须动真格

　　“‘嘴上腐败’应尽早入罪，因为医治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的社会毒瘤，亟需入刑治罪这剂猛药。”近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评论聚焦公款吃喝，将官员“吃喝入罪”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引起各界人士的讨论。

　　实际上，3年前，赵林中就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认为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

　　九三学社中央在今年全国两会提案中也指出，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除了个别涉及贪污受贿外，其他的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放纵和鼓励，这也是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费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其实，“吃喝入罪”对我省来说，并不陌生。2009年10月，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市一医院原院长公款吃喝认定为贪污犯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判决结果一公布，获得一片赞扬。

　　但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堵住“嘴上腐败”，除了用“严刑重典”，还需建立起遏制公款大吃大喝歪风的长效机制。“最为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进一步深化三公消费公布制度，细化各种消费明细，让公务人员吃掉的每一笔公款都记录于财务公开的账本之中，让嘴上腐败在阳光下无所遁形。”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

　　令人欣慰的是，当前中央部门已将公开财政预算迈向了“深水区”，日前，财政部、发改委等国家部委纷纷公开2012年部门预算，而且内容更加细化、直观。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今年中央部门要细化“三公”经费的解释说明，公开公务接待、行政经费支出等情况。这就意味着，今后各部门在预算公开方面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本文系采访并整合人民日报等相关报道而成)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中央发了这么多红头文件来遏制公款吃喝之风，说明治理的态度是坚决的，也是高度重视的，但要想管住公款吃喝之风，不能再用一般性要求、反复强调等办法，而应当用制度和法律手段进行治理。我们并不缺少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缺少的是保障这些文件规定能够严格执行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