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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31日,溥仪为宣仁亲王举行特命观兵式。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张贤达
建成于1933年的新民大街,沿街坐落着伪满政权的“四部一院一衙”,成为伪满政权的政治中心。说起伪满的“政权”、“政治中心”,溥仪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人物。记录他在伪满时期言行的资料里,有许多关于他与新民大街的内容。今天看来,溥仪的这些活动为新民大街这条新当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
-溥仪曾在伪满国务院为日本主子助威
“溥仪和新民大街最直接的联系就是1937年9月16日11时20分在伪满国务院(今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基础楼’)向南眺望‘国都’市容。”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溥仪研究专家王庆祥拿着一份档案对记者说,“你看,这档案上写着‘皇帝陛下于午前十一时十九分驾抵国务院,在国务院厅舍内庭有职员全体行最敬礼以迎。同十一时二十分圣上在厅舍正门降辇后,由星野总务长官代张国务总理大臣恭导圣驾入四层楼便殿。同十一时二十四分,皇帝陛下引见张国务总理大臣以下特任官十六名。引见毕稍事休息,同十一时二十六分,由张掌礼处长恭导入二层楼觐见室,引见参议府高等官七名;总务厅高等官八十七名,恩赏局高等官五名;兴安局高等官十四名,共计为一百十三名。引见毕复入便殿少憩。同十一时四十五分,由国务总理大臣恭导,幸便殿左侧之陈列室,御览国都建设计划及事业进展状态之图表与建设实况写真,诸模型绘画等,约历二十分钟。圣上有所垂问时均由郑局长详细奏对。同十一时五十二分复由国务总理大臣恭导,幸楼顶展望逐步向南发展之国都姿态。圣上眺望时郑局长(伪满国都建设局局长,记者注)逐一奏明情由。楼顶眺望约历五分钟,始降下,由张国务总理大臣恭导至院内各处巡览。至午前十一时五十八分,于职员行最敬礼恭送中启驾,沿顺天大街南向。”据说,溥仪眺望伪都市容的地方是专门为溥仪修建的“阅兵台”。
“不能孤立地看待溥仪这次眺望伪都市容,它是溥仪参加‘首都新京建设第一次计划完成纪念式典’的一部分。溥仪对伪满国都建设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讲话中表达了‘国都建设于兹五年,计划依次进行,规模于此大备,深赖盟邦之援助与诸臣任事之劳勤,朕心良用嘉悦’的观点。因此,这也是溥仪在伪满时期众多傀儡活动的一个缩影。”王庆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全方位的,日本殖民统治者早就树立了要把我国东北地区划归日本本土的目标,溥仪的这次‘眺望’带有明显的为日本殖民侵略者‘助威’的性质。”
在这次活动中,溥仪于当日12时许前往“安民广场”(今新民广场),登上临时搭设的木台“瞭望市政建设”。之后又途经南湖堤坝,仍从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折回大同公园(今南湖公园)内“式场”,“赐午餐”,与参加式典的日系和伪满官员等3300人在湖畔共进午餐。12时44分“还宫”。
-溥仪在新民大街以北的杏花村举行“登基祭天大礼”
在此次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材料里,新民大街的地理位置被这样描述:“新民大街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全长1446米长,宽54.4米,北接解放大路,南连新民广场。”这是一个准确的地理定位,但是围绕着溥仪与新民大街的历史,我们还可以适当地做一下拓展,套用“北接解放大路”的表达形式,我们可以说新民大街以北的解放大路北接文化广场。换言之,新民大街与文化广场隔解放大路相望。文化广场在伪满时期的名字叫杏花村,溥仪在这里亲历了一件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1934年3月1日8时15分,溥仪“登基”后,来到杏花村内郊祭场(今文化广场),这里临时用土垒起天坛,借以举行郊祭典礼,也就是告天即位古礼。“8时30分,祭天典礼开始。溥仪经日方允许,在郊祭时穿用龙袍,从捧玺官手中接过国玺,交给司玉官,向神案三鞠躬,退下,即告礼成。”王庆祥说,“从这一天起,溥仪从‘执政’变成‘皇帝’。‘执政’与‘皇帝’不同,当‘皇帝’要举行专门的仪式。但是,日本当局早已表示过,‘满洲帝国’并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和延续,所以仪式穿什么样式的衣服就成了问题。溥仪想穿龙袍行告天礼,日本人则主张穿大元帅礼服举行‘即位典礼’。后来经过种种幕后活动,大约为了照顾搏仪的面子,就两者并存了。”
至于这次典礼为什么会选在杏花村,王庆祥也给出了原因。他说:“早在1932年,日本人已经选定杏花村为‘执政府’的建筑用地,所以在这里‘祭天’是顺理成章的。另外,‘祭天’应该在郊外,杏花村当时地处长春城外,有足够的空地,距离不算太远,道路也可以修整。”
另外,“祭天”除场地外还要有祭坛。北京有庄重典雅的天坛,但长春没有,所以要赶修一个临时“天坛”。具体位置选在当时杏花村的西南,即今地质宫大楼西配楼(红楼)所在的地方。这座临时“天坛”只是一个圆形的大土堆。1932年2月还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所以这个土堆全是用冻土块堆成的。在土堆的四周临时搭起来四方形的木栅,再用黄布蒙起来。这大概就算是符合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说法了。
这个祭坛用过以后,四周的木栅拆掉了,土堆随着春回大地和风吹雨打也就日渐塌陷了。但是,这个“土堆”在当时可是“神物”,日本关东军在1936年刊印的军用地图上,还有“天坛”二字赫然在目。1938年开始平整场地以后,“天坛”就逐渐消失了。
-新民大街沿线留有溥杰和多位伪满大臣的印迹
新民大街是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沿街有伪满国务院、伪满军事部、伪满司法部、伪满经济部、伪满交通部、伪满综合法衙等日伪建筑。长春市文广新局副局长、长春市文物局局长刘红宇说:“新民大街两侧所留存的伪满‘四部一院一衙’历史遗存,作为当时日伪政权殖民东北的中枢机构,更是不可争议的史实证据,其自身所具备的唯一性、完整性、原真性使它承载的历史价值、所具备的警示性教育内涵不可替代。”
因此,我们在探寻溥仪与新民大街的关系时,自然会联系到一些与溥仪关系紧密的历史人物与这条大街的关系。比如,溥仪的弟弟溥杰以及伪满大臣们。“1942年8月,溥杰调任伪满治安部(1943年改称伪满军事部)参谋司第三科科员。溥杰当年在今天的吉大一院内应该有办公室。”王庆祥说。
长春市方志委专家于祺元根据新民大街沿线伪满各个机关办公楼建成的时间、伪满各个机关大臣任职的时间相比照,列举出了数位在新民大街工作过的伪满大臣。伪满国务院办公大楼是1936年11月20日竣工的,此时到伪满垮台的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都由张景惠一人担任。伪满军事部办公大楼是1938年10月31日竣工的,此时,伪满治安部还未改称伪满军事部,伪大臣是于芷山,此后邢士廉接任伪满军事部大臣。伪满司法部办公大楼是1936年竣工的,当时的伪大臣是冯涵清,接任的伪大臣有张焕相、闫传绂。伪满经济部于1938年迁入位于今新民大街的办公大楼,当时的伪大臣是韩云阶,接任的伪大臣有蔡运升、阮振铎、于静远。伪满交通部办公大楼于1937年12月10日竣工,该部于1938年迁入新民大街后,有李绍庚、阮振铎、谷次亨3位伪大臣在此办公。伪满综合法衙并不是一处独立的伪满中央机构,它的得名是因为伪满最高检察厅、伪满最高法院、伪满新京特别市高等检察院、伪满新京特别市高等法院同在一栋楼里办公的缘故。该楼于1936年竣工,历任伪满最高监察厅厅长有李槃、徐维新,伪满最高法院历任院长有林棨、井野英一、娄学谦。
于祺元说:“这些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们有的出身奉系军阀,有的留过洋,有的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研究他们的历史,对市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