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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日前推出新著《何谓文化》,这也是继《文化苦旅》面世20年之后,余秋雨又一部谈文化的重磅之作。在书中,余秋雨从学理、生命、大地、古典四个方面阐释了“何谓文化”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余秋雨首先从学理上回答文化是什么、文化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等重要问题,并就文化在当时当下形成的偏差和误读发表自己的看法。
余秋雨分析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性文明”的本性,结合自己多年在世界各地的文化行走考察,驳斥了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错误,指出其不良后果。同时,又对中国文化疏于公共空间、实证意识,弱于法制观念等弊病,以及当前文化遇到的复古文化、民粹文化以及耗损机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显示出相当的现实性和问题意识。
余秋雨称:这本书最让他动情的部分,是回忆一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他认为这些大师亲身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对“何谓文化”做出了生命的回答。
在这一部分,他回忆了声称自己“六十岁才成熟”的大导演谢晋,和他在晚年背负着家庭的巨大压力,仍不懈于艺术创造的精神力量。他写到谢晋弱智的儿子,在谢晋去世后仍天天在门孔上张望等待着爸爸的回来,这一投出期盼寻找亮光的门孔,就是文化的象征;而在他笔下,萧伯纳的中国学生,于抗战爆发后第三天就告别老师,远赴国难的戏剧大师黄佐临,以自己几十年的艰苦岁月创造出高不可攀的艺术奇迹,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谈及与百岁文化老人巴金的交往时,余秋雨又以自己多年来的亲身经历见证,对巴金老人晚年坚持“斥棍子”、“说真话”致以深刻的理解和敬意。同样,在仍然在世的台湾文化大家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身上,余秋雨不吝惜自己的赞美,认为这些大师践行了他所欣赏和仰望的文化风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余秋雨在书中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了历年来一些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和诽谤。
在《寻石之路》中,他以寻找“石一歌”这个带给他许多困扰的名字为主题,详细道出自己如何被误解为“石一歌”的成员,从而一步步蒙受不白之冤的经过。
除此之外,余秋雨还试图以书法和翻译两种方式,向古典致敬。除了文化行走期间为各地文化遗址书写的部分碑文,还选取《心经》、《离骚》、《逍遥游》、《赤壁赋》等精神文化的经典,敛神静气,沟通古今,既是对古典作一次“双手合拢”式的朝拜,又借此对自己心目中的文化作出一种完整的回答。
在多次被传封笔之后,这本《何谓文化》作为一本完全的新著,可以说意义重大。不仅接续了余秋雨一贯的文化思考之路,而且重现了余秋雨散文的经典风格。这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读本”,也可说是一份迟来的文化心路自白书。
【知道一下】
石一歌
石一歌前身是“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鲁迅传》编写小组)”,于1972年按照周恩来大学文科复课的指示在上海成立,隶属于上海写作组。组长是华东师大(当时已并为上海师大)的教师陈孝全,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吴欢章,主要成员还有原上海京剧院的高义龙、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共五人。其他成员还有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周献明、林琴书,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一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江巨荣、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余秋雨,以及当时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孙光萱。
编写组编出的主要教材是《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散文诗歌选》,署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1973年2月,教材编写组的工农兵学员,还编写过一本给少年儿童读的《鲁迅的故事》,由于是非教材类,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个”成员的谐音。
1973年底前,吴欢章、余秋雨等人离开了小组,小组仅剩四人。1974年,小组迁到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后来补充了三人。由于离开了大学,也不再从事教材编写工作,小组正式更名为“石一歌”。搬迁后的“石一歌”是思想左倾的文学传记编写团体,但是没有留下任何重要作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了指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要求余秋雨忏悔的声音。2000年,“石一歌”前成员孙光萱发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自称正式揭发余秋雨的过去。
后来,余秋雨曾“出于幽默”,在全国媒体提出悬赏称,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并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愿支付全年年薪并在全国媒体公开道歉,结果在持续了一年多的公开“悬赏”期内无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