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常江
对很多人来说,60岁是一个敏感的年纪。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里,60岁是划分中年和老年的分界线。到了60岁,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必须要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退休”。别说上班的人,就连自由职业者,面临“六十大限”,也往往“心神不宁”。这不,著名作家贾平凹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非常不愿意别人提到给自己做寿的事:“很丢人的,怎么就到六十了呢?家人和朋友在饭店订了宴席,我就是不去,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喘息。”
作家的描述多少有些自嘲和夸张。以贾平凹先生的思想境界,断不至真觉得六十岁“丢人”;但现象本身,很是耐人寻味,它揭示了普遍人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一个人应当如何看待自身的衰老。作为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生老病死的演进自然是件令人伤感的事。但面对这一自然规律时,是否只有“无可奈何”一种态度可以选择?
早年的海外游学经历给我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是让我有机会结识了很多活得非常精彩的老年人。例如我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罗伯特·哈里曼教授,我们见面时他已62岁,但看上去就像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对我如是介绍他的“秘籍”:甭管别人怎么说,自己一直像个孩子一样生活。翻译成中国话,就是做个“老顽童”。在和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每每聊到有意思的话,他都爽朗大笑,嘴巴张得极大,毫不顾忌形象。此外,他极爱看电影,无论什么新片潮片,都第一时间冲进电影院,比我追得还紧。很多时候,他让我感觉自己才是个老人:终日宅在房间里写论文,动不动就伤春悲秋。
毕竟,发达国家社会制度完备,民众普遍拥有良好的安全感,这也许是他们面对自身衰老时情绪更为乐观豁达的原因。但这种乐观豁达的情绪,的确是很多即将踏入老年行列的中国人可以去借鉴的。
当然,观念源自文化,这种越老越乐观的精神在西方也许有其独特的土壤。中国情况则不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尊老敬老的传统在儒家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尊敬长者,自是美德一桩,但发展到极端,也不免导致另一种偏向,即年轻人倾向于将老人视作弱者,是需要特殊照顾和保护的人。长此下去,年长者会自然而然形成自怨自艾的“弱者心态”。像贾平凹先生说的那样,老了以后感觉“很丢人”,并非因为变老本身,而是因为自己成了一个需要其他人保护和照顾的对象。
要改变这一状况,恐怕最根本的手段,在于“培养”老年人的独立和自主。换言之,就是在不碍尊老传统的基础上,让老年人逐步确立“强者心态”。俗语中有“老小孩、小小孩”一说,意思就是老人家和小朋友差不多。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和父母说话时,都多少带着哄小孩的语气。表面上,这是孝敬与关爱,可事实是,老人并不喜欢这样;长此下去,也无助于他们以乐观的情绪度过自己的晚年。
老龄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迈入“年长者”的队伍,他们的心态将对整个社会的普遍情绪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一个人如何面对自身的衰老问题(或者,用西方流行的说法,如何“优雅地老去”的问题),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议题。“人生几何”的疑问,不再局限于零星个体,而应当成为身处这一时代洪流中的所有人的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