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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制度关系方面,我服膺的是亨廷顿的观点: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因为人和族群性格,才构成文化的核心。
站在历史的角度,当然是先有人民,才有制度的。只不过,当制度一旦形成之后,它会和文化抱成团,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内部锁定,无从突破,人也顶多能成为悟空,再闹腾也是被套了箍的,闹成后却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用袁老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缺乏宪政的因子,中国也不可能在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前提下,自行进入宪政民主社会。问题是不管是晚清,还是当下,总有那么一些“文化游击队”在搞中国式的大探险——就是不出家门,在自家灶炕下挖地三尺,一边挖一边对外宣布:外国的那些东西,中国自古有之。
袁老的意见是:制度文化退场,非制度文化可随意。制度本身是否优劣、是否适宜且不论,只说非制度方面,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警惕,其他不说,就是革命党领袖本身的民主素养,就很不让人乐观:1.同盟会成立时,没经选举,黄兴等几个公推孙中山做总理,缺少起码的民主程序。2.袁世凯接任总统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定都北京,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按总统制,行政首长不同意国会决议,可以提请复议,但黄兴给议员们的回复是:“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文化引进与制度转型方面,有个所谓的严复悖论:1.任何单项导入文化因子是不可能的,因为被引入的每一项因子与制度都需要一系列有机体内其他因子的支持与配合。2.任何全方位引入文化因子与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因子实际上是不可穷尽的,每一项因子背后的支持条件是互为因果的,因而也同样是不可穷尽的。
文化的核心最后指向的还是人。梁启超当年倡导过新民,严复也认为民智民德民力三者缺一不可,并且提出中国的国性问题,也就是国民的自主性、异质性和多元性。切换成当下最流行的观念,我觉得就是公民问题。一者是公民个人,一者是公民社会。当个人成了公民,社会有了力量,还有什么障不好破?还有什么型转不过?读家:端木赐香
●历史:《文化与中国转型》
作者:袁伟时
定价:38元
评分8.0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