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本报记者杜晓本报实习生许尚楸

　　在春运买票的问题上,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从来都不乏新闻:

　　不久前,广州铁路公安部门对外通报称查获广东今年以来最大“黑票点”:一对结婚三个月的叶某夫妇利用自己熟悉电脑的优势,帮附近农民工网上订票和取票,并收取每张10元的“服务费”。

　　去年春运期间,一名农民工致信铁道部称网络购票不公,最后获得媒体赠送的回家机票。

　　“从法律上来讲,替农民工买车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代理行为。”担任过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马光远博士认为,从春运人流的分析看,最主要的无非农民工流、探亲流和学生流,在这三大流中,学生买票可以通过学校统一办理,探亲的,很多也可以通过这关系那门道搞到票,而唯一的弱势群体就是农民工了。春运所指的一票难求,最主要指农民工,我们评价春运是否成功的标准,也主要看农民工是否可以顺利回家。

　　对于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而言,马光远认为,呼唤解决“一票难求”的真实诉求是:在春运期间,更多地将有限的车票快捷、公平地分配到想回家的人手里。“一票好求”更多的应该体现的是一种“分配正义”,而非客观的运输能力。“一票难求的根源并不在于总量不足,而在于分配程序的不透明和不公正。如果做到票务信息彻底公开,即使客观上依旧缺票,起码也能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让每一个人、特别是农民工以一种更轻松愉快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家乡,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整体管理素养。”马光远建议,把所有的票源都集中到铁路网络系统,停办饭店、旅行社的合同票,并让纪检部门给予监督,堵住腐败和倒票的源头；对代办售票点通过网络系统和稽查人员进行监管,防止代办点成为倒票的窝点。具体农民工买票而言,“能不能让用工单位的工会直接凭身份证给每个农民工办理,从而从根本上减少排队的人流和等待的焦虑。此外,对于车票剩余情况,在车站显要位置及时公布,并派专人答疑,不要让群众排半天队,到窗口了却告诉没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