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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过节是各地赌博高发期,武汉警方日前在当地“城中村”摧毁一专业赌博团伙。这个团伙开专车将赌客拉到湖中“孤岛”赌博,赌客中不少竟是周边城中村拆迁户。刚脱贫的农民为何变成赌桌上的“常客”?采访中记者发现,拆迁群体暴富之后各种后遗症正在逐渐显现,赌博、吸毒、挥霍之后再度返贫等社会问题应引起关注。
孤岛成聚赌窝点
这个赌场位于武汉城郊的左岭街黄陂岭村。空置的砖瓦房内,设有一张5米长桌,摆着各种赌具。长桌旁,“皇帝”“荷官”招呼着下注。另一边,赌客们将一张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压大小”。后面的够不着,直接将百元钞票甩到桌上下注。
警方从水、陆两路合围,包括赌场老板田某在内的40余名涉赌人员全部被擒。
参与侦破的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人说,这个团伙设有专人揽客,“他们多找附近有闲钱的农民参赌,拆迁户是他们的重点客户。”
在附近居住多年的詹先生透露,左岭自从进入政府的拆迁规划后,赌风日盛。“牌打得大。一般半天能输赢两三千。到了春节,赌博公司更是明目张胆,在村里找个稍微偏僻的地方就摆上桌子,搭起简易赌场。”
拆到哪,赌博公司就跟到哪
事实上,左岭街只是众多“城中村”的缩影。记者在武汉一些“城中村”采访时了解到,村民因“拆”一夜“暴富”,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一些拆迁户守不住“钱袋子”,赌博公司看中这里的“商机”,先用小利引诱,慢慢拉人入局,使其越陷越深。
武汉市人大代表、东西湖区额头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军告诉记者,“城中村”聚赌很常见。拆迁拆到哪里,赌博公司跟到哪里。一般在一个村里可以进驻两个赌场。“连我们这种已改造完的‘城中村’都被他们‘进驻’了。赌博公司到还建小区里租了一层楼开赌场,前几天刚被警方端掉,村里5位村民现场被抓。”陈军说,“家破人亡的例子太多了。赌红了眼,一天要输上百万,没钱了,找‘放码’公司借高利贷,利息按天算,千分之五,怎么还得起?”
额头湾一位40多岁姓陈的村民,几年前因赌博输光100多万补偿款,还抵掉一套还建房。他因还不清高利贷,上街持枪抢劫,被判了七八年。家中3个小孩、重病的母亲,仅靠老婆在加油站打工,生活无助。
记者了解到,额头湾村过去只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年收入不到8千元。八成以上的家庭基本无存款。2010年,城中村拆迁让村里发生巨变。每户除还建房外,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
“这时村民的心态就开始变化了。”陈军说。50岁以上是吃过苦的一代,不少人像“千万扫街富婆”余友珍一样,保持本色,把钱看得很紧。40岁到50岁的一群人,把钱看得松些,一有钱心就“乱”了,又没有技能,部分人就沾染赌博习气。20岁到30岁的人群更为挥霍,也不找工作,有的嫌工资低还把工作辞了,天天呼朋号友、吃喝玩乐。
“拆二代”不能成为垮掉的一代
从在温饱线上挣扎到手握巨额财富,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到持现金挥霍的赌场豪客,部分拆迁户心理失衡、行为失当,除了人性的贪婪,更多的还在于教育的缺失与现代理财观念的普及不够。
武汉汉阳区江堤乡渔业村党支部书记胡明荣说,城中村改造让村民变市民。但现实是,60岁以上的村民基本上是文盲,年轻人多是高中文凭,只能找到环卫工人、保安、餐馆服务员等职业,他们至少得两代、三代才能融入城市。
采访中记者看到,大多数村民从事月收入千元左右的工作,却普遍买了20万左右的中级车。离城区更近的东风村、长丰村,不时看到奔驰、宝马等豪华车。
陈军说:“不少村民钱花得莫名其妙。”一个姓韩的村民过穷日子时两口子感情很好,一拆迁就离婚了。男方租房再婚,竟花15万元把租房豪装一遍。
有村支书告诉记者,拆迁户这一社会群体在暴富后出现“高原反应”,因缺乏教育和引导,精神生活匮乏,“手握财富就懵了”。现在出现了返贫苗头,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